“我是杭州的一名义务角膜劝捐员，今天看到早报刊登的《他的生命延续5个人的希望》一文后，不仅感动，更有感触。义务角膜劝捐员的工作，做起来真的很难。”昨天上午，5月中旬受聘正式成为我省第一位义务角膜劝捐员的朱强荣来电说，“我们的工作，眼前所见是临终病人及其家人的痛苦，背后却是千千万万角膜疾病患者的等待。有人说在医院看到劝捐员是死亡的象征，其实我们是给很多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带来光明的使者。”

　　九年前劝捐被医院赶了出来

　　“受一些自愿捐献角膜的事迹激励，我从1997年2月开始接触义务角膜劝捐工作，我的第一个劝捐对象是妻子。我为自己填好了遗体捐赠志愿书，当时我妻子不理解，僵持了一个多月才在我的捐赠志愿书上签了字。”朱强荣说。

　　“我当时向杭州的医院提出申请，要求担任义务角膜劝捐员，可是医院的工作人员把我当作器官贩子赶了出来。他们根本不相信会有人自愿担当这种工作。但是我没有放弃，我直接冲进院长办公室，表明自己的决心……”

　　昨天下午，记者从省防盲指导中心了解到，今年5月中旬，朱强荣已受聘成为浙江省第一位正式义务角膜劝捐员。

　　“我戴上了‘义务角膜劝捐员’的胸牌，印好了自己的名片，自考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希望能在今后的劝捐工作中得到更多的尊重和理解。”朱强荣说。

　　头号难题是传统观念束缚

　　朱强荣在劝捐工作中要面对很多困难，头号难题便是传统观念的束缚。“很多人对于器官无偿捐献是无法接受，他们不了解器官捐献对于挽救其他患者是多么重要啊。”朱强荣发出一声叹息。

　　“6月26日，17岁的少年小常受伤后被送进了医院，初步诊断为脑死亡。我找到了小常的家人，当我递上名片，小常的舅舅立即将名片扭成纸团扔进废纸篓，把我赶出病房。”朱强荣显得很无奈，“我一直在病房外等待，当小常的父亲出来时，我陪在他身边，首先鼓励他不要放弃，哪怕有一点希望都要全力挽救。同时将角膜无偿捐献的宣传材料再次递上，向他解释角膜无偿捐献的意义，希望他能理解。最后，孩子的父亲同意在无偿捐献志愿书上签字。”

　　朱强荣随后在自己的《劝捐日记》中用三个“多不容易啊”来表达当时的心情。他说，小常的父亲“不容易”，自己的劝捐也“不容易”。

　　“但是，当天晚上，小常的父亲打来电话，表示他家人竭力反对。当我6月28日一早赶到医院时，小常已抢救无效离世。我立即跑向病房，小常一家早已离去。”朱强荣失望地说，“这是我离无偿劝捐成功最近的一次。”

　　当然，也有让他感动和敬意的。“一位姓方的老人是我的忘年交，今年81岁，他儿子在1993年患上肝病，移植手术后没能挽回生命。老人毅然决定将儿子的遗体无偿捐献，随后自己也签下了角膜捐献志愿书。还有我的邻居吴女士，也是在我的动员下，说服了其丈夫和儿子，将签有他们名字的角膜捐献志愿书送到了我家。”

　　每当看到手中近百份捐献志愿书，朱强荣感觉自己付出的努力值得，也为今后的劝捐工作坚定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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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劝捐员”这个名词很多人可能闻所未闻，其实他是社会志愿者的一种，责任是到各个医院了解危重病人的情况，做病人家属的工作，劝说他们捐献遗体器官，奉献爱心，造福其他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