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利益高于一切

　　爸爸对敌人无比仇恨，斗争坚决，从不退让，对人民群众充满着阶级的深情，甘为人民作马牛。我听妈妈讲过一件事。那是1960年的困难时期，爸爸带领全家去参观在北京展出的四川泥塑《收租院》。栩栩如生的塑像，再现旧中国人民的深重灾难。爸爸迈着沉重的步子，一边参观一边对儿女们讲解。当他来以那个插着草标卖身的瘦弱小女孩的塑像旁边时，默默地站住了，淌下两行热泪，久久没有说话——他被深深地感动了！后来爸爸对妈妈说：“中国的农民是最老实的，我们要特别注意保护农民的利益，反映他们的疾苦，而不能去欺侮他们。”他常称自己是“农民化了的知识分子”。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凡涉及到广大群众的事情，不要个人自作聪明，不要主观主义、命令主义。要同群众商量，走群众路线”。

　　在革命战争岁月中，爸爸也并没有因为战事繁忙而忘掉群众。每当战斗间隙，他总要到群众中去了解情况。在山东解放区，那时战事频繁，驻地时时变更，我经常看到他与驻地房东老乡谈心，宣传党的政策和了解村中的各种情况。部队宿营，他都要亲自检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执行情况，不准有丝毫损害群众利益的事。

　　1953年，爸爸调中央农村工作部任部长。他在农村工作部的十年间，带领工作组走遍了祖国大部分省、区，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

　　在北京，他也不放松调查研究。爸爸经常与家乡老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家乡的群众和干部来京开会，都要来看望爸爸。家里经常是门庭若市。对人民群众，爸爸尽量亲自接待。他经常告诉家里人，这也是向群众学习的一个好机会。

　　1961年他身患黄疸病、糖尿病等多种疾病，组织上安排他去海南榆林治疗、休养。这时候，国家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闽西家乡许多干部群众给爸爸和张鼎丞同志写信，希望得到他们的关注。这年春天，他和张鼎丞同志率领一个工作组，带病经漳州返回龙岩，深入到东肖、湖邦、曹溪、小池等地进行了二十余天的调查，接待了一批又一批来访的干部和群众。有一天，他和张鼎丞同志在龙岩街上理发，刚理了一半，群众闻讯，都围到了理发店门口。他俩等不及理完发，就赶紧走上大街，接见了群众，还发表了即兴演说。群众都高兴地说：他们虽然住在北京，却和我们老区群众心连着心。

　　在龙岩的调查中，他发现了农村经济工作的许多弊病，农村食堂也弊多利少。爸爸从龙岩回来，心情十分沉重。我刚好到北京开会。爸爸整夜和我谈农乡人民的情况，表示了深深的忧虑。他还提议叫我考虑，是否可以回家乡去搞农村工作。后来由于多种原因，我未能去成。

　　爸爸非常重视群众的创造精神，善于总结群众的经验。1962年前后，安徽等省出现了生产责任制，或者叫“责任田”。爸爸去作了调查研究，认为生产责任制很好，并准备向中央打报告，要求在农村普遍推广。有的好心人曾劝他说：中央对此还有不同意见，最好等中央态度明确后再说。爸爸说：“不能等，应当向中央明确地提出意见。”“有些人就是怕丢乌纱帽，却不顾老百姓的死活。”“为了个人得失而放弃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哪还是共产党员？！”

　　现在，生产责任制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重温爸爸这些出自肺腑的声音，我常常泪湿衣襟。

　　忍辱负重 赤胆忠心

　　每当读到爸爸生前战友回忆他秉公无私的文章时，我的心头就十分不平静。爸爸一生不仅与敌人作残酷无情的战斗，而且还要像鲁迅先生说的“横着站”，受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打击。我算了算，从爸爸1926年入党到1972年逝世的四十余年中，他竟爱到五次大的错误批判，几次被撤职、降职、靠边、下放，备受精神折磨。但正如一句俗话说的：当蜡烛向下斜的时候，火焰却一个劲地往上伸。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革命的火焰也从未在爸爸胸中熄灭。他忍辱负重，忠心赤胆，顾全大局，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高尚情操。

　　1930年，爸爸在闽西任特委书记，兼红十二军政委、闽西苏维埃主席。他坚决执行了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使根据地得到很大发展。这年6月，立三左倾路线统治全党，命令刚刚组建起来的红十二军冒险向敌人力量强大的广东东江地区出击。爸爸不同意这样做，被扣上“新右倾”的帽子，受到排斥打击，被解除了红十二军政委、闽西特委书记等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