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爸爸在中央苏区任财政部长。他一到职，就采取了一系列果断的措施，统一苏区财政，统一会计制度，建立国库制度，还主持训练财会人员的工作。这些措施有力地保证了中央苏区的经济发展，支援了红军的反“围剿”斗争。但当时的苏区经济根底很薄弱，又是在敌人的重重封锁之中，加上后来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经济政策，苏区财源枯竭，货币贬值，财政赤字日益严重。1933年，党中央迁到苏区，进一步推行极左路线，完全排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苏区的正确领导，同时对爸爸进行了无情的打击，扣上“一贯机会主义”的帽子，公开点名批判，并降职为副部长。但爸爸以革命大局为重，继续任劳任怨地搞苏区经济的财源开发工作，一直坚持到瑞金被敌人攻陷，主力红军长征。

　　1955年浙江省的农业合作化出了一些偏差。中央这时也发现“停止发展，全力巩固；适当收缩，进行整顿”的指示，毛主席提出“停、缩、发”的方针。爸爸在农村工作部，根据中央和毛主席关于浙江合作社要适当收缩的意见，拟定了给浙江省委的建议电文，经中央同意发出。这时，爸爸刚好要出国访问，由浙江省委具体执行这一方针。

　　这是完全符合组织原则、也符合实际情况的。不料在1955年10月的七届六中全会上，对爸爸提出了不公正的批评，不仅在政治上说他是“右倾顽症”，说他是“小脚女人”，而且说“在组织上也是背着中央的”。对这些批评，农村工作部的同志思想不通，爸爸自己向中央作了检讨，承担了全部责任，同时，仍然坦率地向中央陈述了对某些问题的观点，对农业合作化问题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这个时期，我在清华大学学习，每星期六都回到家里。从部分同志口中，我了解到一些情况。但爸爸从来没有同我们流露过不满的话，只是话更少了，常常一个人在房间看书、读报、阅读文件，研究农村工作情况，直到深夜。

　　1957年，爸爸生了一场病，身体明显地差下去了，但他也没有倒下去。他不顾年老体弱，依旧风尘仆仆到各地去调查，希望在有生之年，还能为农民谋一点福利。从1958年下半年起，他根据自己长期工作的实际经验，编写了一本《农村会计课本》，希望能提高农村财务人员的业务水平。1961年，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向中央写了一份《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试点情况的调查报告》，提出了稳定生产队所有制，尊重生产队自主权等一系列意见。

　　今天，这些话也许是十分普通了。可是在二十年前，仅仅提出责任制、自主权这些“词汇”，就会招来横祸。果然不出一些同志所料，1962年，在所谓“反右倾”的风暴中，爸爸又一次爱到批判。连他领导下的农村工作部也被说成“十年来没有办一件好事”，连同他这个部长，一起被撤销了。

　　十年动乱中，父亲所受迫害，更是一言难尽。家被抄了，人也被折腾得不成样子。幸亏周总理出面保护，他才回到家里，但继而被赶到广西乡下。当时他已年过七旬，我听到这个消息，真是万分担忧。可是爸爸在那样的条件下也不闲着，经常到生产队访问社员、干部，还专心研究县社五小工业的现状和前途，报告给党中央和毛主席。

　　1970年，爸爸身体更差了，经常发烧，骨瘦如柴，连护士打针都困难了。妈妈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反映了病情，周总理立即派飞机把爸爸接回北京，送进了北京医院进行治疗。得到爸爸病重返回北京的消息时，我还没有被“解放”，急忙请了假，从四川赶到北京。这时正是林彪“九一三”自我爆炸的前夕，爸爸在医院里，病体沉重，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整天躺着闭目养神。爸爸问起我的情况，我满腔悲愤，向他倾诉，但又不敢说得太深，怕他心中难受。爸爸听完了我的申述，微微地睁开了眼睛，缓慢而深沉地说：“毅生，别难过，要相信群众相信党，一切问题都会搞清楚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这是爸爸对我说的最后的话。而后来的历史证明爸爸说得很对。“九一三”事件传达后，爸爸十分高兴，参加了中央会议，还在病床上写了揭发林彪罪行的材料。

　　1972年12月10日，爸爸与世长辞了。当时，我不在爸爸身边，听妈妈说，父亲在那最后的日子里常常喊着：“红四军来了，快去！快去！毛主席在等着我们哪！”

　　历史早已为爸爸作出了公正的评价，党中央也已将爸爸的冤案彻底平反。看到祖国欣欣向荣的新貌，爸爸一生所关心的农民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他身在九泉，也会含笑瞑目的吧！

　　摘录1982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