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以温州为代表的民间资本，人们就会不由自主地把它与“炒”联系起来：炒房、炒煤、炒黄金、炒股票……即使它不炒的时候，也能成为新闻。据报道，一波接一波的房地产调控政策，让民资感到巨大的压力，截至目前，仅从上海楼市撤回的资金就有400亿元左右，这部分资金大多“躺”进了银行系统。

　　温州民间游资从房地产、煤炭等领域撤退，从长远来看，仍是一个暂时的选择。游资走的是“短、频、快”路线，炒一把就走，哪里有机会就到哪里去，没有机会就退守“待命”。凡是温州民间游资所到之处，往往是搅得四邻不安，人心惶惶。加上媒体的时刻关注，温州民间资本的影响，早已不仅仅限于其自身，更在于它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这次，温州民间游资回家，能停留多久呢？它们下一个要“炒”的目标是什么呢？能否将这些民间游资“招安”，促使其脱“炒”从良，以免其再四处兴风作浪？

　　资本无论是投资还是投机，都是为了获利。温州民间游资之所以喜欢“炒”，并非其有天生的“炒”的嗜好，而在于除了“炒”之外，实在没有更好的去处。存到银行，由于利息低，加上利息税和物价上涨的因素，实际收益微乎其微，甚至有经济学家以详细的数据证明，不少时候的实际存款利率可能是个负数。

　　如果投资办企业，民营企业的发展面临诸多困难。昨天就有媒体披露，1994到2004年十年间，已有770万家个体户消失。目前，民营企业处于内外交困状态，它既竞争不过垄断企业，也拼不过外资企业。许多效益好，利润高的行业，不是为垄断企业所垄断，就是被外资企业所把持。垄断企业有行政力量支持，根深蒂固，民营资本水泼不进，这种状况即使在“非公36条”出台后，亦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善。而外资企业实力雄厚，又享有多种政策优惠，其竞争力之强，也令民间资本望尘莫及。这样，无论是面对垄断企业还是外资，温州民间资本都难有大的作为。

　　其实，投机也并非民间资本的最佳选择，因为这种做法充满了风险。首先是政策风险。山西治理整顿小煤矿过程中，温州民间资本损失惨重即为一例。其次是天灾风险。2003年初，温州人到新疆炒棉花大赚一笔，第二年，新疆棉花大丰收，棉价骤降，温州“炒棉团”又损失惨重。除此，温州民间资本的炒作，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道德压力，不断受到社会舆论的批评和指责。

　　温州民间资本四处炒作，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环境逼迫的结果。目前，民间资本与垄断企业、外资相比，在起点上就是不平等的。起点的不公平，最容易排挤和扼杀竞争。若这个问题持续存在下去，四处炒作的恐怕就不仅仅是温州民间资本了。因而，政府和立法机构在市场规则的设定和法律制度的完善方面，应把赋予市场主体的平等竞争作为基本原则。在这个机制中，市场规则对每一个参与者提供平等的机会，鼓励他们在遵守规则的前提下追求效率和自主创新。

　　就目前而言，应打破垄断，让民企与大型企业在同一起点上竞争；两税合一，让民企与外资企业在同一起点上竞争；同时，给民营企业予以政策层面的扶持，营造一个良好的发展氛围，将能使相当一部分民间游资从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