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散落在杭城各个角落的“城中村”是一片片低洼的“社会湿地”，那么落脚于“城中村”生活的近200万外来人员则是栖息在这些湿地上的候鸟。随着湿地上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这些候鸟也开始了新一轮艰难的迁徙。

　　烈日下，我们走进了这样一群外来人员：艰辛工作只有微薄收入，和这些相比，不停搬迁、到处漂泊的困境更让他们感叹在都市打拼的不易。我们走进他们的生活，聆听他们的心声。也许，在“城中村”改造的同时，如何填补这个群体低成本的生活空间、如何为这些住不起高楼大厦的“候鸟”营造新的“湿地”，更是我们所有人关注的一个现实而迫切的命题。

　　张丽棚，江西鹰潭人

　　“真怕一家四口露宿街头”

　　从朝晖八区的华电弄拐进去，不足百米就是隐在一片高楼下的潮王村。在这里，你可以看见即将拆迁的城中村里常见的景象：高矮不一、有些破落的小楼房一幢紧贴着一幢，却无一例外地装着锃亮的不锈钢防盗窗和气派的大理石外墙，上面随意涂抹着搬家公司的联系电话。

　　每次看到墙上那些醒目的“搬家”字样，22岁的江西姑娘张丽棚就会变得焦灼不安：离房东给的搬家“死限”越来越近了，房子还没个影。“再找不到房子，我们一家四口就要露宿街头了。”张丽棚苦笑着说。

　　张丽棚一家就租住在潮王村小洋桥弄一个小院里。10多平方米的平房被一张布帘子一隔为二，里间贴墙摆着一大一小两张床，中间只剩下一条仅容转身的狭长过道。靠门口剩下的空间里，被简易衣柜、煤气瓶、饭桌等挤得满满当当的，就连墙上，也挂满了各种杂物。“在鹰潭老家，我一个人住的房间比这间还大呢。”逼仄的空间经常会让张丽棚想念起老家宽敞的大房子。

　　两年前，张丽棚和弟弟随着父母一起到杭州打工。一家四口同住在这间小平房里，拥挤和不便是可想而知的：上厕所要跑到百米开外巷口的公共厕所；洗澡只能轮流在房间里用澡盆洗。接水、倒水，一个澡刚洗好，又是满身大汗。

　　即便有这样那样的不便，张丽棚一家还是觉得在杭州能找到这样的住处已经不错了：350元的房租还能承受得起，更重要的是，这里住了很多老乡，平日里有什么事也有个照应。最多时，小院里有13户像他们一样的出租户，因为要拆迁，从上个月开始，陆续有人搬走了，现在只剩下还没有找好去处的最后3户。

　　“马上就要拆了。房东一搬走，这里就要断水断电了。”即将到来的拆迁，让张丽棚一家显得焦急而无奈：附近的城中村已经改造得差不多了，在原来城中村新建的那些公寓楼房的租价让他们连踏进去看一眼的勇气都没有；搬得太远，上班又不方便。弟弟已经跑了一个星期，还没找到合适的地方：听说很多老乡都搬到了八丈井和钱江市场那些地方，可应声而涨的房租却让他们觉得有些咬手：同样大小的房间，听说那里要五六百元。“太贵了我们住不起。该搬到哪里去呢？”张丽棚显得有些迷茫。

　　杨双琴，江西九江人

　　“哪里才有家的味道”

　　和张丽棚一家相比，已经找到住处的江西老乡杨双琴似乎要幸运一些，不过她的脸上，丝毫看不到安顿下来的兴奋与欢喜：“那里马上也要拆迁了，只能住一个月。”说这话时，杨双琴正在小洋桥弄那间闷热狭小得像个集装箱的出租房里，清理最后一些零散物件。房门外，一辆平板三轮车上，已经塞满了锅碗瓢盆等瓶罐。

　　杨双琴是一家饭店的洗碗工，门口那辆三轮车则是丈夫谋生的工具，两个人每月共一千多元的收入里还要抠出一双儿女上大学的费用，日子自然过得很艰辛，不过，杨双琴却很知足：“孩子都很争气。去年女儿考上了大学，今年儿子也考上了。只要能供他们上学，我们苦点没啥。”说起儿女，杨双琴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