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妇联、中华家庭研究会不久前举行的中国人口问题研讨会透露：中国有1.2亿农民常年于城市务工经商，由此产生近2000万少年儿童留守家中。其中14周岁及以下占86.5%。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运清认为，相对城市孩子，农村“留守”孩子家庭环节缺失，这种缺失使青少年人格发育不健全，隔代抚养教育容易造成对孩子的过分溺爱，有没有父母在身边大不一样。

　　当我们为农民工的生存状况而深鞠热泪时，却往往忽略了他们背后孤苦伶仃的子女；当我们为城市孩子的权益奔走呼告时，却不经意间疏远了农村中的留守儿童。农村留守儿童多达2000万，数字可谓不惊人，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表面上看，这是留守孩子家庭环节的缺失，实际上则是“三农”问题的另一种显象。

　　试问，哪家父母不喜欢儿女绕膝？哪个孩子不渴望父母施爱？但是，农民在城镇务工时却不得不抛妻离子。原因自然简单，农民工在城里打工，只能扮演“外乡人”的角色，他们始终难以成为市民一族，因为壁垒森严的户籍制度横亘在面前，这是一道深不可测的鸿沟，只能仰望却无法跨越。社科院学者陆学艺认为，取消户籍差别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基础，只有放开户籍制度才能减少农民。诚然，尽管农民工为城市发展抛尽血汗，但因为始终无法洗刷农民身份的胎记，就永远不可能成为市民，更遑论把子女接到城里，享受天伦之乐。

　　留守儿童在农村无法接受优质教育，那就随同父母到城里接受教育吧。然而，这只是不切实际的笑谈。《人民日报》曾报道，在北京的300万流动人口中，6—14岁的儿童占3.6%，达10万人，而其入学率仅为12.5%，还有87.5%的孩子望“校”兴叹。难道他们拒绝教育吗？不，是高额的教育费用使他们望而却步。多年以来，城乡分割的义务教育制度，断送了多少孩子的上学梦？又加剧了多少农民工子女留守农村？这无从统计，想必数字惊人。难怪学者宋林飞屡屡呼吁；建议城市教育部门把农民工子女的读书问题真正摆到议事日程上来，不能误人子弟，要对下一代负责。然而，呼吁何时才能成为现实，尚不得而知。

　　其实，我国农民自古具有安土观念，倘若在农村就能衣食无忧，他们自然不愿不背井离乡，因此就淡化农村儿童留守现象。按照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李炳坤所说，农民收入存在三大特点：绝对额比较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农民收入在地区之间很不平衡。试问，在这种情势下，农民又怎能安于固守农村？对此有识之士给出良策，要加快城镇化进程、调整农业结构和大力发展农村非农产业。但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根本之策还在于从法律上加以保障农民的权益。正如农民企业家孙大午建议，首先要出台《临时乡村法》，(允许)农民自主自愿地选择，自己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现在如果只让农民种地，改变不了农民收入少的问题，改变不了农民穷的命运”。只有农民在农村收入有保障，他们的子女才不会饱受离散之苦。

　　2000万留守儿童不能成为盲区，否则贻患无穷，但改变这种现状不能“头疼医疼”，从解决“三农”问题中的顽症入手，才是真正的“釜底抽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