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在国际药业集团看来，中国还是首屈一指的理想研发地。有数据显示，一种新药从研制到上市的全部费用在中国只有650万美元，而到了西方国家则需要耗费近8000万美元。由于很多中国患者愿意接受新药测试，临床检测也顺理成章地易于施行。

　　瑞士《星期日新苏黎世报》注意到，近来制药大国瑞士的一些制药公司把部分药品的研制开发转移到中国进行。

　　《星期日新苏黎世报》说：制药公司集团在中国支付的科研费用只相当于世界上发达地区的1/4或1/5。由于药品审批部门提出的要求越来越高、公众要求降低药品价格的压力越来越大，制药工业大力寻求降低研制费用的可能性就不足为奇了。

　　《明镜周刊》的一篇长篇文章把中国称为“药品之国”，理由是在中国科研费用低廉、审查机构批准周期短、药品市场庞大。

　　在各大跨国医药公司对中国的趋之若鹜下，中国的“药谷”也应运而生，并成为新的招商引资和经济发展的驱动引擎。

　　不是灵丹妙药

　　“药谷不是灵丹妙药”。英国曼彻斯特科学园主席JohnAllen教授表示。“无论是多技术，还是专业技术园区，都并非总是成功。”JohnAllen教授说，首先一个科技园的成长是需要时间的，需要打破文化、经济障碍。剑桥园区建于1970年，但是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才见其明显成就。同样地，曼彻斯特园区始建于1984年，但是经过了很多年才达到一个相当的规模，只是在过去的7年内才得以迅速发展。

　　同时，生物领域的专业分工极为细化，同时又要求在更高层次上的集成。

　　而观察我们的“药谷”建设都是各自为战，缺乏战略上的筹划和信息上的沟通。

　　专家指出，成功的“药谷”、“药都”是由内外多种因素综合促成的，而不是由政府部门一相情愿搓合而成的，更不是由决策者头脑发热拍板而成的。国内不少“药谷”徒有其名，而实际内容不多，甚至有些还借此名义圈地，变相从事其他活动。

　　这些投资上百亿的“药谷”盈利前景如何？没人能预料，而“药谷”建成之后，盈利与否，恐怕也无人追究。

　　“药谷”热是到了需要“冷”思考的时候了。众多“药都”、“药谷”，何去何从，需要因地制宜，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规划，不可盲目跟风。

　　所谓“药谷”

　　考查“药谷”一词的来源，大概脱胎于美国的“硅谷”。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郭励弘指出，而现在的所谓“药谷”，无非就是一个工业区占了一片地而已，它并不会改变我国现有制药企业小而散的趋势，我们也不能把发展高科技的希望寄托在“药谷”上。

　　按理说，研发能力是药谷的生命力之所在。

　　但是从目前各生物科技园区和“药谷”、“药都”的产业结构来看，普遍存在技术创新能力弱，生物制药品种少、中药制品重复多等问题；各园区和“药谷”、“药都”之间也普遍存在产业领域重叠、低水平竞争、资源争夺激烈等情况。大多数企业重组和“药谷”、“药都”的建设，是以各地政府强力引导形成地区竞争优势为前提的，离企业真正依据市场变化、企业内部需求而互补兼并的理想状态相差甚远。

　　德国经济周刊记者谢伦指出，中国在这里简单地利用了市场规则。“中国估计有5000家本国制药厂，部分是小厂，大多数厂家局限于生产同样的药品，几乎没有厂家按国际水平研制更好的药物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