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治理整顿5个月就结束了，但这次行动导致的全国对柳市的“信任危机”，却难以消除。

　　要想获得先进技术关键是人才，于是屠昌忠想到了找工程师到柳市，“但大城市的工程师没有一个人愿意到小地方工作，哪怕工资高一点他也不干。”屠昌忠说。

　　于是，屠昌忠决心找科研单位合作，但就是在寻找合作伙伴的过程中，屠昌忠的自尊心一再受到伤害。“我一说自己是温州人，来自柳市，那些国营大厂和科研院所的领导们马上转变态度，坚决不和我们合作。”屠昌忠为了寻求技术支持，曾到过武汉、上海、成都、广州等许多大城市，但都遭拒绝。

　　毫无疑问，这种局面需要改变，屠昌忠当时就想，企业外迁可能是解决技术瓶颈和信任危机的捷径，一番波折后，屠找到了嘉兴一家国营电器大厂的支持，仅仅1年不到，屠昌忠就尝到了甜头，企业的销售额从每年20多万元飙升到800多万元。他认为，如果将企业搬到上海，应该可以获得更大的发展。人才、技术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品牌形象也会大幅提升。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屠昌忠就在上海收购了一系列集体企业，获得了大量的技术人才和先进生产设备，产品质量得到了质的提高。市场上的反应也让他十分欣慰。

　　屠昌忠介绍，有大批乐清电器企业搬迁到上海，除了人才、技术和品牌之外，商务成本因素也很重要。“上海对我们这些外来投资的政策是3免2减半，如果继续在柳市投资，这些政策可能享受不到，另外，我们企业所在的奉贤的土地成本，大概是温州柳市的三分之一。”

　　为何离乡

　　像柳市这样群体性大规模的富人迁移，当然只是在富人迁移行动中的少数。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企业搬迁都是富豪离乡。

　　屠昌忠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柳市企业家中，真正企业重心在上海，企业家本人和家人生活中心也在上海的，像正泰、德力西等这些企业，他们只是在上海设了一些生产基地和科研机构等等。”

　　富豪离乡除了个人生活、事业发展之外，还有许多考虑。

　　已担任宁波商会常务副会长的裘东方是新生代宁波在沪商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老家宁波的履历颇不平凡：曾是宁波化工局最年轻的处长，后来成为化工部科技总院、浙江省化工厅和宁波市有关部门合作创办的一家科工贸一体化股份公司的负责人，20世纪90年代中期企业到上海发展，之后企业改制，成为现在的保集集团。

　　对于为何离开宁波选择上海，裘东方有自己的考虑，他告诉《望东方周刊》记者，“作为宁波人，企业和自己当时在上海也有不少业务伙伴、私人关系，当时我们看到了上海房地产发展的苗头，而企业单靠化工科技产品似乎很难长期盈利，因此，那时候我们就迁到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