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中旬，我们四十五团随红五军团到达甘肃会宁县境内，驻扎在离会宁城约30公里的华家岭一带。这时候，红一、红二、红四三个方面军已经在会宁城胜利会师。但是胡宗南等部有数十万人马，想伺机围歼我军。所以，上级命令我们在华家岭一线组织防御。军长董振堂等首长特别强调，华家岭战役是长征胜利结束的最后一仗，必须打好。

　　我们在全团进行战斗动员。得知三大主力会师的特大喜讯，全团沸腾了：“太好了！终于盼到这一天了！”这一仗，打得很激烈，一共打了两天一夜。战斗打响后，敌人就猛攻我们的防御阵地，枪炮声很密，响了一天。敌机不断轰炸，炸弹就像冰雹一样落下来，我们的副军长罗南辉也在战斗中牺牲了。敌人攻不上来，就想从侧面过来包围我们。我们当机立断，向迂回之敌猛扑过去。团长拿一把大刀冲在最前面，我端起一架轻机枪也冲了出去。这时候，我觉得胸脯像被什么东西擦了一下，手一摸，才发现口袋里一本厚厚的土造笔记本被子弹打得粉碎。

　　后来，接到军部的命令，要我们撤出战斗，向会宁方向转移。这样，华家岭战役就结束了，我们也胜利完成任务了。打这一仗，我们心情大不一样。这次战役是为了红军胜利的会师，敌人再厉害，也要坚决把他打回去。

　　老营盘战斗——长征前最后一仗

　　为掩护大部队迅速撤离苏区，1934年10月，我所在的红五军团和兄弟部队一道，与国民党周晖元、罗卓英部在江西兴国县老营盘，打了三天两夜。当时敌人兵力大于我十倍以上，天上还有飞机支援。

　　当时，我任红五军团教导大队政治委员。根据上级命令，我率领800名学员投入到激战中。敌人用飞机、大炮轰炸我们的阵地，由于兵力悬殊，这一仗打得很艰苦。战斗中，学员们视死如归，以自己的血肉之躯顶住了敌人轮番攻击，毙伤大量敌军，守住了阵地，付出了很大代价。后来，我们接到紧急命令：夜间行军，务必在第二天拂晓前渡过于都河。匆匆吃完饭后，我们在夜色掩护下，挥手告别送行的群众，迅速朝于都河方向转移，从此迈出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步。早晨我们刚渡过于都河，国民党的飞机就来炸掉了浮桥。说实在的，当时连我也不知道长征已经开始了。

　　三过草地——长征中最艰苦的行程

　　过草地是千难万险的长征中最为艰苦的一段。由于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我们被迫过了三次草地，吃了许多难以想像的苦头，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1935年6月中旬，红一方面军翻越夹金山以后，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了。党中央在两河口和毛儿盖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决定两军会师以后，成立左路军和右路军，分头过草地。

　　我所在的红五军团当时被编进了左路军，当时，我在红五军团教导大队任政治委员。8月，部队到了查理寺以后，开始第一次过草地。终于到了葛曲河边，因为河水上涨，过不去，等了7天。过了河，就可以走出草地了。没想到，第二天突然接到命令，马上拆帐篷，南下到阿坝。南返阿坝意味着再过一次草地。为什么南下呢？不是去和毛主席会师吗？我们当时思想上迷惑不解，心情也异常压抑，猜不出上级的意图。就这样，我们又过了第二次草地。

　　到达阿坝后，营以上干部在大喇嘛寺开会。会上，张国焘气势汹汹地开始讲话，指责党中央右倾，诬蔑毛主席北上是逃跑主义，标榜自己是正确路线，强调要在这一带建立根据地。听完他这一番讲话，我们的肺都要气炸了。

　　到丹巴后，部队开了一次会，董振堂军长没去。我们问：“首长，今天开会你怎么没去？大家都想听听你的讲话呢！”军长沉默了一会说：“因为有事没有去，再说我也不想讲话。”我又问：“毛主席、周副主席到哪里了？”军长抬起头，满面笑容地说：“他们走出草地了。一、三军团已到了陕西。”这一切使我明白了军长不去开会的真正原因，并肯定他内心是反对张国焘错误路线的。

　　1936年6月上旬，张国焘在炉霍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全军振奋。北进的路上，我们又第三次过了草地。过草地一次比一次艰苦，但是第三次过草地时，我们的心情是最好的，因为胜利就在前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