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家九口人的长征

　　记者：您全家9人追随了红军，4人牺牲在长征路上，您能给网友讲述一下您全家随红军长征的悲壮故事吗？

　　李中权：1934年刘湘围攻川陕苏区，红军撤离苏区的时候，因为我参加了红军，参加了共产党，杀了土豪恶霸，哥哥也已经是乡镇的苏维埃主席这样。家人就不能在家乡呆下去了，如果不走，土豪劣绅见到红军家属就会乱棒打死。所以他们也跟着红军走了，红军家属跟着红军走的多得很。这样，我的父母、五个弟兄及两个妹妹共9口人均先后跟随红军参加了长征。1934年，我爸爸为了掩护一个通讯员而牺牲.当时敌人侦察兵追那个通讯员，爸爸在山上砍柴，爸爸发现后就把通讯员的帽子带在自己头上就跑，敌人就追着我的父亲，结果被敌人杀害。我母亲在长征途中，死在了过草地的途中。我大哥李中洋在碑牌河场苏维埃政府当主席、红33军赤卫团政委，在张国焘错误路线下被杀害。我二哥李中池在红军里战死。

　　妈妈让我再看您一眼

　　记者：您曾经在回忆录中说到，您在长征中，曾经与您的母亲有过三次见面，而您最难忘的是哪一次。

　　李中权：第一次是1934年，春天，我在通江遇见母亲，当时我和母亲均已经得知父亲的死讯，但都在向对方隐瞒。第二次和母亲见面，是在1936年3月，在宝兴县遇到母亲，和母亲兄妹彻夜长谈，第二天，依依不舍的告别。我最难忘的是第三次见面。那是在1936年5月，我当时任大金川独立第二师政委。我带独立师的一个排到东边红一团检查工作的路上，在丹巴东边的一个地方遇到我的妈妈，一个弟弟、妹妹，这个时候妹妹才8岁。当时红军正在翻跃雪山，路上红军铁流滚滚，战马嘶鸣。我的弟弟妹妹都叫我三哥，他们说："三哥，怎么办？娘不行了，娘腿肿了，走不动了。"我说："小妹，你知道我的心情。长征要北上，母亲身体不好，但就地安置是不行的。可要是回家去，我们也已经无家可归了，我们家早就没有了。"这时,我娘一句话不讲，她就老看着我。她也知道第三次翻雪山过草地，她过不去了。我也知道，我们都心照不宣，我当时心如刀割。我给红一团的张政委写了一封信，我说请你给我的娘、弟弟妹妹找点粮食，张政委说："好多人要粮食，我哪儿有那么多,老首长跟我要粮食我都没有。"他给了我一块银元。当时我身上还有点粮食，还有一匹战马，我都给母亲和弟弟妹妹了。弟弟问我："三哥，你怎么办？"我说："不用管，我有办法。"警卫员说："首长，我留下来照顾大娘。"这个时候妈妈开口说话了，她说："不行，你们北上的战士一个不能留，你们北上."妈妈就讲这样一句话，可这一句话一直很令我感动。虽然我的母亲不是共产党员却胜似共产党员。我的警卫员说："首长快走吧，部队都走光了。"这时，我骑上另外一匹马，头也没回的和我的警卫员走了，我不忍心看我的母亲，不忍心看我的弟弟妹妹，我不忍心回头看他们，我就那样走掉了。我不敢回头再看他们。

　　过了草地以后，有一天我正在行军，忽然一个红军战士追来，我一看是我的弟弟。他告诉我，娘已经死了。他塞给我一个纸条，记着我母亲死的地方、死的时间，可惜的是我装在兜里在长征的路上丢了。直到纪念长征60周年时，《解放军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我才知道母亲牺牲的确切日期。

　　话外音：我们在李中权将军家中的客厅看到墙上写着这样的条幅： "今年七月七日是我亲爱的母亲在长征途上逝世七十周年的日子，我亲爱的母亲，儿时时刻刻都在怀念着您，此中心情是难以用语言能表达的。娘呀，您同父亲一样是生的苦，死的苦，但父母在长征途中，生的光荣，死的伟大。这种精神是会荣传万代，光照千秋的。我亲爱的娘，您安息吧。您的第三儿李中权。"

　　我在藏民独立师当政委

　　记者：能不能讲讲藏民独立师怎么作战和处理和藏民的关系？

　　李中权：藏民独立是大部分是藏族，那时候的藏民受国民党欺负，听到红军宣传，受到影响很大，藏民组织起来，组织一些游击队，然后成立一个师，师长叫马骏，是一个藏民。

　　红军到了康巴。把我调到藏民独立师当政委。我当时藏语也不懂，到那儿去，衣服都要换成藏民衣服。傅崇碧跟我说：'中权同志，不要怕困难，少数民族同志，你只要好好带，那是一个很有战斗力的部队。"

　　我去的时候，还带着二百多干部去藏民独立师。师长马骏专门来欢迎我，还讲了很多藏民的故事，他还笑着告诉我："李政委，女的在前面骑马，你千万别跑到她前面，否则她认为你是向她求爱的。"

　　当时的藏民独立师，主要的任务是为红军部队筹集粮食，为主力红军三过草地做准备，该师担负丹巴以东至边耳，西至绥靖，长达数百里地的警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