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闽浙皖赣边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中央红军长征前3个多月从中央革命根据地派出的一支战略部队。
1934年7月,由红7军团编成的抗日先遣队,从江西瑞金出发,穿越闽西、闽北、浙西、皖南、赣东北,10月,到达闽浙赣苏区。11月,根据中央和中革军委指示,红7军团和闽浙赣苏区的红10军新编的抗日先遣队,继续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从闽浙赣苏区分兵两路北上浙西、皖南,深入国民党统治腹地。行程共5000余里,历经福州、罗源、竹口、大陈、分水、常山、遂安、谭家桥、怀玉山、太平等大小战斗60多次,挺进浙江淳安、昌化、临安和安徽芜湖等地。抗日先遣队广大指战员用鲜血和生命,牵制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有力地策应了中央主力红军的第5次反“围剿”斗争和战略大转移。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使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利,中央苏区重兵压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对中国东北的大举进攻,继而入侵热河,进犯察哈尔、冀东,威胁平津。
1932年1月28日,日寇又发动了对上海的进攻。面对日寇铁蹄蹂躏我大好河山,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停止内战,抗日救亡。然而,蒋介石无视全国人民的抗日愿望,继续采取妥协投降政策,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卖国的《淞沪停战协定》。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失败后,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下,经过半年多时间的准备,1933年9月,调集100万军队、200多架飞机,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国民党军队在德国军事顾问的督导下,以50万的兵力,分兵四路,重点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企图一举歼灭红军。
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推行完全背离毛泽东战略战术思想的方针,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主张“全线出击”、“御敌于国门之外”;反对集中优势兵力,主张“分兵六路”,“两个拳头打人”;反对游击战,主张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红军的所谓“正规战”。
红军辗转寻战于敌之主力和堡垒之间,完全陷入被动地位。
以后,“左”倾错误领导者又被敌人优势兵力和堡垒政策所吓倒,采取防守中的保守主义的方针,主张“全线防御”、“分兵把口”、“节节抵御”,使战争的发展对红军日益不利。
第五次反“围剿”中广昌保卫战的失利,宣告红军军事顾问李德的战术破产。国民党军队推进到中央革命根据地腹地。
到1934年5月,中央苏区已由原来的纵横千里,缩小到仅300余里。这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开始考虑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战略转移问题。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策,组织抗日先遣队,深入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吸引和牵制国民党军队兵力
1934年9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打了一年,“围剿”不能打破。在这十分危急的时刻,毛泽东提出,红军主力应向湖南中部挺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然后待机歼灭敌人。然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又被中央的“左”倾错误领导者拒绝。
“福建事变”后,蒋介石回过头来加紧围攻中央根据地,使中央红军和根据地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与困境。最后,在敌人的巨大压力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主力不得不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大规模的战略突围,开始了举世瞩目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早在红军长征前,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经过反复酝酿,决定派遣一支部队深入敌后向浙闽皖赣边开展游击战争。其战略意图是:“不是要北上,而是要南下”,将反“围剿”战争扩展到国民党统治腹地。这样,不仅可以调动和牵制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而且可以起到缓解和减轻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压力,为中央红军长征创造有利条件。
这是一个极为艰巨的重任。挺进国民党统治的腹地孤军作战,毫无疑问将付出重大的牺牲,承受艰难困苦的考验。
是年7月,中革军委决定由红7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内部保持军团编制),立即向闽、浙、赣、皖等省出动。这是一支投出去问路的军队,是一支一石三鸟的队伍。这支部队是否成功,关系着酝酿已久的计划——红军大部队的战略转移。
于是,正在东线征战的红7军团于1934年7月初从福建连城奉命赶回瑞金。当时红7军团的军团长是寻淮洲,军团政委乐少华,军团参谋长粟裕,军团政治部主任刘英。这是一支富有实战经验的精干部队。可是,由于在东线执行猛烈的“短促突击”战术,这支部队仅剩下4000人,武器装备严重不足,有一部分战士甚至没有武器,只得用梭标。
红7军团一到瑞金,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就下达作战任务:最大限度地在福建、浙江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在闽浙皖赣建立新的根据地;开展反日运动;深入敌人远后方去消灭敌人单干部队,破坏杭州至江山的铁路与公路运输线,吸引“围剿”中央苏区的一部分敌军回援其后方。
为了执行新的任务,红7军团经过短暂的休整,突击补充2000多名新战士,携带500多担抗日宣传品以及一些炊事用具,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搬家大军”。先遣队的这次行动也是几个月后主力红军西征的一次预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