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推动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从政治上呼应中央红军长征

　　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宣传抗日主张，是中央和中革军委赋予抗日先遣队的重要任务。1934年7月15日，为了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中央公开发表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等文件。从瑞金出发时，中共中央和红军总政治部给抗日先遣队印制了160多万份抗日宣传品。

　　8月18日，中央下达了“拥护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宣传计划”。抗日先遣队一边行军作战，一边宣传党和红军的抗日主张，在经过的闽浙赣皖10多个县的广阔地区，深刻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宣传抗日救亡，推动抗日运动的发展，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

　　1934年8月，先遣队进入浙江庆元，遭到当地帮会“大刀会”的袭扰。成百上千的人手持长矛，摇着彩旗，号称是刀枪不入的“法兵”，向红军冲来。红军向他们宣传共产党北上抗日的方针政策，一些“法兵”依然嘶喊着冲向红军。红军被迫朝天鸣枪，驱散“法兵”。最后，先遣队以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瓦解了“大刀会”并占领庆元城。

　　抗日先遣队向北进军中，在庆元竹口与敌展开激战，首战告捷。竹口人民群众情绪激昂，载歌载舞，燃放鞭炮，欢庆胜利，欢迎红军。人民群众还自发地组织起来，成立担架队救护、安置红军伤病员，制作草鞋，杀猪宰羊，到营地慰劳红军指战员，还发起募捐活动，支援红军北上抗日。

　　抗日先遣队挺进到龙泉小梅镇后，红军宣传队深入到街头巷口，发表抗日演讲，揭露国民党政府出卖民族利益、不打日本、阻拦红军北上抗日的罪行，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动员青年参加红军。还搭起临时戏台，为群众演出抗日反蒋的剧目，广大群众支持红军的热情高涨。镇里的国民党反动官员和土豪劣绅一片惊慌，纷纷携带家眷财物逃跑。

　　9月中旬，抗日先遣队奉中革军委的电令，从闽北出发，穿越江(山)浦(城)公路，进入浙西江山境内。前进路上，先遣队在崖石上、墙壁上、电线杆上刷写“抗日反蒋”、“红军是抗日的队伍”、“打土豪，分田地”、“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等标语，散发《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等宣传品，还召开调查会和贫苦农民座谈会，号召劳苦大众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建立自己的革命政权。红军指战员广泛深入地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极大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志，纷纷建立起贫农团、妇救会、儿童团和战时政治工作队等群众组织，热情地帮助红军筹集粮食，向红军提供敌情，给红军站岗、放哨、带路，许多青年农民纷纷要求报名参加红军，投身抗日队伍。

　　9月13日，先遣队占领江山清湖镇后，召开群众大会，在大街小巷书写和张贴标语，大张旗鼓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使广大群众懂得“只有走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的道路”。同时，先遣队镇压罪大恶极的国民党官员和恶霸地主，开仓分粮分布分物给穷苦农民，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戴。

　　抗日先遣队挺进到遂安白马镇时，正逢“九一八”事变3周年纪念日，先遣队召开群众纪念大会，宣讲党和红军北上抗日的政策，动员民众起来革命，反对国民党压迫工农和屠杀人民，反对国民党打内战，反对蒋介石卖国投降。大会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保卫中华民族”的口号此起彼伏。会后，先遣队政治工作团到大街小巷张贴抗日反蒋标语，到街头演出《催租逼债》《拉夫抽丁》等文艺节目，教群众唱《红军纪律歌》《游击队歌》等革命歌曲，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抗日先遣队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买卖公平，不讨价还价。每到一地，集镇上的商铺照常营业。有些战士拿苏区的纸币买东西，商铺不敢不要。先遣队政治工作团知道后，派人挑着一担一担的银元，到每家商铺去兑换苏区纸币。商铺老板非常感动，不但赞誉红军是“仁义之师”，还发起抵制日货、没收日货运动。一路上，先遣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严惩土豪劣绅，关心群众疾苦。他们的模范行为，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戴。

　　抗日先遣队一路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揭露国民党蒋介石卖国内战的反动政策，对推动浙闽皖边甚至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产生很大影响，从而在政治上策应了中央红军的长征，也使蒋介石对红军的围追堵截处于政治上的被动地位。

　　鏖战浙西南、浙南，建立游击根据地，策应中央红军完成战略突围

　　长征开始后，红军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英勇奋战，连续冲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向贵州北部前进。1935年1月，红军强渡乌江天险，占领遵义城。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随即，中共中央给中央分局发出指示电，命令以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突围部队为基础，迅速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

　　其任务是：深入浙江长期行动，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建立苏维埃革命根据地；以积极的作战行动，打击、吸引和牵制敌人，从战略上策应中央红军的行动。

　　1935年2月初，中共闽浙赣省委根据中央分局转来的中共中央1月15日指示电，迅速组成挺进师。任命粟裕为师长，刘英为师政治委员。全师500余人，整编为三个支队和一个直属队。

　　红军挺进师组建时，中央红军经过整编，轻装前进，在云、贵、川与国民党军展开机动灵活的运动战。为了胜利完成从战略上配合中央主力红军北上抗日的历史使命，挺进师以素有“东南锁钥，入闽咽喉”的仙霞岭为中心建立浙西南革命根据地。

　　2月27日，挺进师连续突破敌人的六道封锁线，进入浙西南的江山境地，正式拉开了开创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序幕。

　　挺进师进入浙江后，与中央、苏区中央分局失去联系，粟裕、刘英审时度势，迅速地实行正规军向游击队、正规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转战游击于龙泉、庆元、松溪、政和、寿宁、泰顺一带。4月28日，挺进师在庆元斋郎地区受到浙江保安第1团、福建保安第2团3000余人的分进合击。挺进师英勇作战，打退敌人多次疯狂进攻，歼敌500多人，缴获步枪100枝、机枪多挺和子弹万余发。斋郎战斗的胜利，不仅打通了进入浙西南的通道，而且为建立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挺进师在浙西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帮助下，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8月，创建了江(山)浦(城)龙(泉)庆(元)遂(昌)松(阳)等边境地区的浙西南革命根据地。

　　红军挺进师在浙西南连战告捷，犹如在蒋介石的后院燃起了熊熊的烈火。国民党当局十分恐慌。蒋介石任命卫立煌、罗卓英为正副指挥，在江山设立“闽浙赣皖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同时调国民党第18军入浙，集40个团的兵力，对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大举“围剿”，妄图围歼挺进师，彻底摧毁浙西南革命根据地。

　　在反“围剿”斗争中，挺进师在刘英、粟裕率领下，集中兵力，灵活机动，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取得上田等战斗的胜利。面对国民党正规军的重点“围剿”，挺进师采取“敌进我进”的战略方针，避开敌人的主力，机智地跳出敌军包围圈，挺进到闽浙边境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新的根据地。

　　到1936年底，红军挺进师发展到1500余人，还建立了有数千人的地方游击队和群众武装，游击战争的范围遍及浙江的温州、台州、处州、金华、衢州、绍兴等地区的30多个县。党员发展到3000多人、地方工作干部500多人。根据地内普遍建立党、团基层组织和贫农会、工会、妇女会、少先队等群众组织，人数达10万之众。建立了比较巩固的包括浙南、浙东南和浙西南在内的浙南革命根据地，与南方8省14块革命根据地一样被毛泽东称为“南方革命的一个战略支点”。

　　在刘英、粟裕的领导下，红军挺进师坚持浙闽边3年游击战争，在蒋介石统治的核心区域创建了浙西南、浙南革命根据地，极大地震撼了蒋介石政权的统治。挺进师在浙江的活动不仅牵制和消耗了国民党军的大量兵力，有力地支援和策应中央红军顺利北上、实行战略转移的行动，而且在浙江各地培养了大批革命的新生力量，为浙江的解放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挺进师编入新四军第2支队，肩负抗日先遣队未竟的事业，奔向抗日的战场，英勇转战于大江南北，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本版照片由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