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伟大的红军长征，不仅给后人留下了大气磅礴的长征精神，也留下了毛泽东精湛的军事指挥艺术。长征途中，面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毛泽东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在中国革命史和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上谱写了辉煌灿烂的篇章。

　　关照全局，把握方向，正确实施战略指导

　　毛泽东指出：“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须知敌人的统帅部，是具有某种战略眼光的。”(《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76、222页)中央红军的长征是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进行的战略转移。要取得长征的胜利，必须首先解决“到哪里去”的问题。能否正确选择前进的方向，直接关系到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首先表现在总揽战争全局、正确选择长征的落脚点上。

　　万里长征，关山重重，险象环生。长征初期，由于“左”倾错误领导者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采取大搬家式的转移和甬道式的开进队形，行动迟缓，致使红军突破湘江后由8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使党和红军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然而，“左”倾错误领导者仍然执迷不悟。他们不顾蒋介石已经察觉中央红军要与红二军团、红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意图，在湘西早已布下重兵、张网以待的客观形势，坚持按原定计划前往湘西。在可能招致全军覆没的危急关头，已经失去了军事指挥权的毛泽东挺身而出，力主红军应改道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经过黎平等会议的激烈争论，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最终被中央大多数人所接受，使红军第一次跳出了敌人围追堵截的包围圈，粉碎了蒋介石在湘西消灭红军的企图。

　　审时度势，把握时代的脉搏，使红军前进的大方向与全国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形势和党的政治任务紧密结合，是毛泽东实施军事指挥的又一大特色。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发端，1935年的华北事变则是日本即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奏。从此，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抗日救亡成为全民族最紧迫的任务。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以谋求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己任，又一次提出了“对日作战”和“北上抗日”的政治主张。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根据形势任务的变化和在川西地区不宜建立根据地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毛泽东的这一正确主张，在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的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上得到通过。但张国焘夸大敌人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以致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建新根据地的信心，主张南下川康边，反对中央的北上方针，最后走上了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道路。为坚决贯彻北上抗日方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毅然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把战略退却转变为向抗日前线的伟大进军。9月中旬，中共中央根据张国焘分裂后的情况，在甘肃迭部县的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靠近苏联的地方建立根据地。下旬，毛泽东获悉陕北有红军刘志丹部活动的消息，在榜罗镇会议上遂决定把党和红军落脚点放在陕北。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又进一步确立了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的战略方针。随后，根据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和“以发展求巩固”的军事战略方针，毛泽东指挥红一方面军先后进行了东征和西征作战，推动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转变，巩固和扩大了陕甘苏区，为实现三大红军主力会师、夺取长征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