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斗争哲学”到“和谐哲学”:中国共产党人政治哲学观及执政理念的重大发展
社会和谐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
(一)中国共产党人确立以“和谐哲学”为主导的政治哲学观，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必然要求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从国际上看: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成为时代潮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深入发展；另一方面，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从国内看:一方面，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不断加强，综合国力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社会政治长期保持稳定；另一方面，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任务艰巨而繁重。特别要看到，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
但是，从全局上看，我们党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最能体现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制度，比资本主义更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更具有优越性，更能达到社会和谐的状态，因而是我们党必须坚持完善和继续巩固的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前提下，所有矛盾的化解，不是一个要推翻既有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的问题，而是要着眼于从完善、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营造社会安定团结的局面出发，改变过去那种主要靠斗争手段化解矛盾的方法，进一步转变党的思维方式，彻底实现从革命党思维到执政党思维的转变，从根本上确立以“和谐哲学”为主导的政治哲学观。
(二)实现从“斗争哲学”到“和谐哲学”的政治哲学观的转变，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更加成熟的体现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为促进社会和谐进行了艰辛探索，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取得了重要进展。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其成员都经过革命斗争的洗礼，都是真正的革命家，革命家干革命，当然要“破”字当头，“立”在其后。长期的革命经历使毛泽东相信“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在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以后，由于思维定势的惯性作用，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毛泽东依然习惯于运用“斗争哲学”来思考和解决执政和建设问题，仍把“斗争哲学”视为主导思想方法。
但是，应该看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矛盾的对立统一性也有着更为全面和深刻的认识，即既强调矛盾的对立性，又注重矛盾的统一性，并以此为政治哲学观来思考和解决问题。例如，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在1956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统筹兼顾”的方针，不久，又在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中，提出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并进一步强调:“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这些思想，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注重“和谐”的一面。遗憾的是，这些宝贵的思想观点随着国内外形势的改变而没能及时得到进一步的重视、巩固和发挥，并使之制度化。
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地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方针，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党的执政规律的认识，强调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明确指出:“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人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和谐社会的认识不断深化。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命题；2005年胡锦涛同志在“2·19讲话”中，又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重大目标和战略任务加以阐述；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又进一步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战略地位，明确地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由此可见，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正如《决定》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积极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促进社会和谐进行了不懈努力。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对社会和谐的认识不断深化，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地位，作出一系列决策部署，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取得新的成效。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拥有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各种有利条件。”这些高度概括的语言，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政治哲学观发展的历史过程，反映了以“和谐”为主导的政治哲学观在党的执政理念中全面确立并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过程。
可以说，“和谐社会”理念的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哲学观实现了从“斗争哲学”到“和谐哲学”的根本转变，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执政时期更加明确了自己的时代定位，更加认清了自己执政后的战略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