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南一个县级市的副市长办公桌上，摆着《尤努斯“乡村银行”的价值与启示》这样的文章。

　　当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孟加拉国乡村银行创始人尤努斯无法用经济学理论向学生解释贫穷的现实时，他决定重新做一名学生，以农民为老师，去研究每天都在穷苦人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经济学问题。

　　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陈林，这位清华大学博士后、瑞安市挂职副市长，也在思考这样的问题。

　　“农村信用社组建合作银行并增资扩股后，原有社员作为合作银行的小股东同时加入合作协会，并通过合作协会托管持股合作银行，形成产权纽带；合作银行又依托合作协会、合作社发展信用评级、互助联保，拓展营销网络，既控制银行风险、又放大农村信用。”

　　在陈林心目中，瑞安这个设计的金融意义与尤努斯是异曲同工的。

　　今年，温州瑞安建立了全国第一个综合性农村合作协会，这是一个集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的农村新型合作组织。

　　10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刚刚通过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明确了合作社的法人地位。而两年前，作为全国试点，《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早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先行出台。

　　农民本身有良好信用　农村的社会资本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

　　在朱应迪家的顶楼，一种叫做“观音扫”的草，一直堆到了天花板。

　　这是他从台州路桥买来的制作扫帚的原料，40岁的朱应迪，做了七八年的扫帚，他把两只手伸出来给人看，上面已经全是密密麻麻的茧子了。他所在的瑞安市马屿镇朱岙底村，是远近闻名的“扫帚村”。200多户人家，有一半以上加工制作扫帚。

　　50公斤“观音扫”，差不多可以做50把扫帚——这是朱应迪心中最常估算的等式。他还要在脑子里筹划的，是钱的问题。“观音扫”的供货季节，一年只有秋天一次。对于朱应迪来说，他必须在这个时候筹足所有的进货资金，才能保证接下去一年里不缺少原料。

　　同样的事情，从董疗虎嘴里说出来，就是一道融资的难题。这位马屿农村合作银行的信贷员知道，“这种季节性的大笔生产性投入的支出，是农民最头痛的问题。”

　　去年，朱应迪向信用社借钱，担保人是村委会主任余节相，花了好几天，才批下来两万多元。今年，通过合作社申请联保贷款，“带个身份证，一个下午就办好了”，而且数额还比去年多了3万元。更让朱应迪心动的，是联保贷款的利率比较低，这样算下来，今年的收入能增加许多。

　　马屿镇朱岙底扫帚合作社，是今年在瑞安农协的引导和农村合作银行的支持下成立的，由38户小规模扫帚加工户组建。合作社里5至10人组成小组，农户之间的联保联贷不需抵押。到今年9月底，农村合作银行对该村的贷款余额达277.5万元，其中联保贷款38户，贷款余额99.5万元。

　　“通过互助联保，放大的是信用总量，强化农民的信用约束，也扩大了农户联保贷款的覆盖面。”董疗虎说。

　　瑞安农村合作银行，是温州地区第一家农村合作银行。目前有客户近6万户，发放农业贷款32亿元，占全行贷款总额的77%，占瑞安金融机构农业贷款的98%。但农民真正能以联保或小额信用贷款形式获得贷款的只有1亿元，大部分农业贷款还是采取抵押或担保的方式。

　　“合作金融建设的是底层的人与人的信用关系，”瑞安农村合作银行董事长叶秀楠说，金融需要有效的组织载体，以便降低信息成本和交易风险，合作组织就可以是这样的载体。

　　瑞安市副市长陈林相信，农民本身有着很好的信用，但是这种信用的边界很难超出地缘乃至业缘的边界。农民对银行所以缺乏信用，除了抵押物资源不足外，主要原因是两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管理半径过长。

　　瑞安农村合作银行与瑞安农协建立联盟关系，共同成立了瑞安农村信用评级委员会。“开展农村信用评级和信用联保，将农村的社会资本有效转化为经济资本”，董疗虎可能自己也没有想到，他正在实践着农村金融领域的一些变化，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为纽带，开拓一种具有草根特色的银行营销网络。

　　除此之外，瑞安的农村合作银行还在北龙、北麂地区开展渔民联保贷款试点，在塘下镇吴岙村等5个村进行小股金托管试点。

　　陈林很赞同这一点，这正是他理想中金融机构向下竞争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