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现在一些病人过于相信新药，以致一些确有疗效的老药受到冷落。“比如青霉素，”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抱怨说，现在如果给一般的病人开青霉素，很多病人不仅不会感激你给他用廉价药，反而会认为医生不重视他。“在很多病人心中，药品高价就等于高效。”

　　省药理学会理事长、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专家、浙大医学院药理学教研室主任魏尔清则认为，要理性、全面地看待一些廉价药退市的问题。有些药物是由于疗效差或毒性大，或被其它更加安全有效的药物替代了而退市的，如以前用的治疗风湿病、关节炎的“保泰松”退出市场，对于这种情况造成的廉价药退市，不足为惜，因为在用药时，毕竟首先考虑的是保证疗效和用药安全。而对于那些由于用的人少了，加上定价过低导致退市的老药，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国家没有指定一些药厂生产这些老药并给予财政补贴，因此缺乏生产或经营这些药品的积极性，一味指责药厂或医院都是不理智的。

　　廉价药不见了，他们昂贵的“兄弟姐妹”却越来越多了。在医药界，廉价而疗效好的药品改头换面成“新药”后价格翻番，早就成为“公开的秘密”。据一位医生透露，一种核心成分为青霉素的感冒药针剂，成本仅6角钱，加入一点其他药品成分后，价格就狂升到100多元；几元钱的氟哌酸成分不变，换个包装就变成了100多元一盒的新药。同一种通用名却有数十种叫法的药品也屡见不鲜，如单单一个阿司匹林，全国就有30多家企业生产。虽然国家已经实行了10多次药品降价，所涉品种多达万余，但是老百姓却没有感受到实际的效果，这与药品生产企业大量生产替代药品分不开。“这个药降价了，一些药品生产企业就马上停产，再改头换面生产新药，结果还是高价药。”

　　出路

　　廉价经典药重回市场的启示

　　事实上，经历过数次“急寻救命药”的上海已经意识到了让廉价特效药重回市场的必要性，前不久，上海就推出了“廉价经典药重回市场”的做法，由药监局牵头包括经委、卫生局、财政局、医保局、上药集团等各个部门和机构联合起来制定了一个具体的方案：首先由卫生局收集一份确实的临床紧急药名单，并与医院确认这些药品的需求数量，然后由药监局协调各个部门，经委协调生产厂家，财政局划拨专款，用于药品的生产。

　　对于这种做法，魏尔清教授认为，这是在现行体制下惟一的选择，其它省份也值得借鉴。魏尔清认为，从长远看，政府应该真正将医疗(包含药品价格)当作公益事业，而不是单纯市场化运作，拿出更多的钱投入公众的医疗服务，这样才能真正使药品和医疗价格回到正常的水平；在上述条件不具备时，政府应当通过补贴药厂和药品经营单位，维持一部分廉价药的保有量。对于像“复方磺胺甲唑注射针剂”这样的廉价特效药，因为对某些特殊病人有特定的疗效，不可或缺，应当由政府投入资金，确保其生产和销售。另一方面，药监部门应当对药品(包括廉价药)质量，加强市场监管，杜绝假药、劣药上市，尤其对于销售价低于生产成本的药品，一定要认定其质量是否符合规定，不能允许借廉价药之名销售假药、劣药。

　　“上海的做法值得我们深思，杭州也应该考虑建立这样的机制。”杭州市经委医药处一位相关负责人认为，在现行体制下，利润不足、难以为继导致廉价药退市更多是一种市场的选择，无可厚非，但医疗毕竟是项公益事业，药品的生产销售又涉及很多不同部门，为了让老百姓真正看得起病，政府应该挺身而出，要为廉价特效药设“保护伞”，比如对生产廉价特效药的企业进行扶持、实行经济补贴，即由政府对廉价药品实行补贴，既让生产企业有钱可赚，又让老百姓能用到廉价药；还可以设立国家药品储备库以及公共医疗应急服务中心，由中心统一调度储备库药品，方便群众寻找救命药。

　　杭州市卫生部门的一位官员则认为，只是单靠政府的力量还不够，拯救廉价老药也需要社会从方方面面开辟绿色通道。比如江西开心人大药房在北京的分店已经推出了经典老药专区，1块钱左右的老药有一百多种，5块钱以上的有三百多种。这些价格实惠、有效的老药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认可，此举对我们杭州的廉价特效药重回市场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