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汤的房间很简单，一张木头床，一台熊猫电视机，一台可以上网的电脑在其中特别醒目。老汤说，要用它了解外面的世界。

　　“信息很重要。像在湖北，那里农民家里种出的香菇多好啊，可是因为找不到销售途径，每公斤两块钱还卖不掉。我原来是做外贸的，所以知道像这种品质的香菇如果卖到日本，新鲜的可卖到每公斤60多元，干菌的价格在110元左右。”

　　按照汤良川的理论，“赚农民的钱发财不算本事，要赚就赚外国人的钱。”

　　基地里，雷贤正在检查黑木耳的生长情况。今年老汤了解到出口日本的黑木耳在农药使用上有了新规定，就把一直在云和做外贸销售的老乡雷贤请到了元坝。“黑木耳的用药很重要，如果种植时不注意，以后销售就会出问题。现在尽早用符合日本要求的农药，明年就不受干扰了。”

　　“教会了一个地方的农民技术，可以换一个地方再开发、再赚钱。中国西部有这么多农村，钱是赚不完的。”云和农民的笑容里，是一脸的豁达。

　　30岁的冯开忠堆着笑脸，跑过来和汤良川打招呼。往年此时，这个小伙子应该和爱人还在浙江平湖的一家服装厂打工，两个人的月工资共2000元。工资虽然要比老家高得多，但是他们放心不下在家的父母和10岁的儿子。

　　去年“十一”，冯开忠返乡看到汤良川正在建黑木耳示范基地，决定不出去打工了。“如果能自己种黑木耳，不仅收入高，还可以照顾家里人，不耽误种地，生活花销也比外面低。”

　　冯开忠决定留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汤良川告诉他只要他肯学，他会毫无保留地把技术全部教给他。“种黑木耳的技术并不难，除了培育菌种，一般的技术跟师傅学上一年就可以自己独立种植。”

　　元坝区林业局局长曾经把这句话琢磨了好一会儿。一次饭桌上，他一脸怀疑地问汤良川：“如果农民能自己培育菌种，连买菌种的钱也都省了，你能不能把制菌种的配方也传给我们啊？”

　　“可以，我和大伙说了，只要他们愿意学，我就愿意教。”

　　“你不怕他们学会了技术，以后不买菌种，你就赚不到钱了？”

　　“教会一个地方的农民技术，可以换一个地方再开发、再赚钱。中国西部有这么多农村，钱是赚不完的。”云和农民的笑容里，是一脸的豁达。

　　事实上，7年前在湖北起家时，老汤就是这么做的。2000年，他从浙江云和请了7个食用菌技术人员，在湖北的栗溪镇里挨家挨户指导种植香菇，把技术传给他们。如今，栗溪镇5600名农民中有80%已靠种香菇致富，农民香菇种植450万袋，预计香菇的年交易量将达3000吨。

　　2003年的春节，在汤良川脑海中留下了深刻印象。那年冬天，栗溪镇栗树湾村的村民一下子买了72台电视机，78辆摩托车，村里热闹坏了。

　　“我刚到栗溪镇那会儿，猪肉每公斤8块钱，等去年走的时候，猪肉已经卖20块钱一公斤了。”这个只有初中文化的农民，仍然习惯用猪肉的价格进行财富增长的比较。

　　一次，荆门市政府开招商引资表彰会，来了17个受表彰的企业代表，市长让汤良川坐了第一个位置——“他投的钱不多，为这里的农民带来的效益却是最高的。”

　　汤良川从市长的话里悟出了其他的道理。

　　2004年，就在汤良川的湖北香菇生意相当稳定时，他却做起了离开的准备。“把所有技术都传给了这里的农民，我的作用就不大了。我要去更穷的地方，把技术传给更加需要的农民。”

　　想起一见面时汤良川递给我的名片，上面还印着湖北的地址，当时老汤不好意思地说：“新名片还没去印，先把老名片用完再说吧！”

　　恰恰是这些陈旧的名片，记录了汤良川在湖北的足迹，也让金华村村民对他的承诺更加深信不疑。

　　细心的冯开忠发现，往年村子里几乎看不到20岁到40岁之间的年轻人，而今年，自己家附近的四五户年轻人，都陆续回来准备种黑木耳了。

　　冯开忠正盘算着过两天就上山准备2万根的棒，“我准备投入4万块钱！”冯开忠把四个手指张得大大地伸到记者面前，对他来说，这绝对是一次大投入。

　　“拿出这么多钱，担不担心？”

　　“不担心，跟着汤良川，我投几万块有什么好怕的？”

　　“我们一定要和林业部门签这么一份合同，有了政策保证才能保证黑木耳种植材料的供应。”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敢和政府官员面对面讨价还价的农民。

　　这里的夜要比云和老家晚一个多小时。山里的夜特别安静，院子里，两只看门的大狗偶尔传来几声狂吠。

　　汤良川的心情却不能平静，人在基地边转悠，心里却在琢磨明年的又一个大动作——前几天，他和张祖金等50个在元坝区的云和农民组成了一个异地开发队伍，和元坝区的林业部门签订了一份协议，投资1250万，实施组团开发建设400亩的黑木耳生产示范基地，需要耳棒2000万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