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艾”人员进舞厅发放安全套

　　世界艾滋病日前夕，记者随同杭州防艾组织“关爱家园”到舟山慰问艾滋病患者

　　两年多前，第一次进入灯红酒绿的娱乐场所时，她羞红了脸，那是40多岁的占飞敏(化名)第一次接触到让人谈之色变的艾滋病。

　　如今，为了工作，占飞敏不仅常常出入娱乐场所，还与里面的“小姐”交上了朋友，两年来，已经有25人成了她的“同伴宣传员”，负责在娱乐场所宣传艾滋病防治知识。对于旁人的惊讶眼光，占飞敏笑称自己是“高干”(艾滋病高危人群干预队员)。

　　“今年，舟山市普陀区共发现艾滋病感染者10多例，差不多相当于前几年发现人数的一半。这里面包含了占飞敏等队员的努力，但同样反映了防艾工作的严峻。”昨天，舟山市普陀区疾控中心刘科长告诉记者，作为全国艾滋病防治综合示范区，他们正在积极行动“遏制艾滋，履行承诺”。

　　调查：一半渔民不知艾滋病

　　两年前，普陀区疾控中心曾做过一份艾滋病预防知识调查，结果令人吃惊。在被调查人当中，近七成的人认为蚊子叮咬会得艾滋病，五成以上的人认为共用游泳池会得艾滋病，三成以上的人认为同桌吃饭和共用劳动工具会得艾滋病，两成以上的人认为与艾滋病人握手会传染。

　　除了这些知识误区外，更令人担忧的是，当地劳动力的主体——渔民，对于艾滋病的知晓率最差，调查显示，近一半的出国劳务输出渔民人群中不清楚戴安全套可以预防艾滋病，共用注射器会感染艾滋病。

　　“事实上，远洋渔业劳工正在遭遇‘艾滋’杀手。”昨天，刘科长告诉记者，出国渔民的文化水平较低、卫生防病知识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差，而且远离家乡的期限较长，自控自制力相对较弱，因此在境外停留时，感染艾滋病病毒高危行为的比例较高。据他们统计，本地艾滋病感染者(病人)绝大部分是渔民，感染途径基本上都是性传播。

　　行动：干预队成员免费发安全套

　　“假如有一例艾滋病没有及时发现或有效控制，就会成为一个传染源，迅速蔓延。”刘科长告诉记者，为遏制艾滋病，从2005年开始，普陀区成立了高危人群干预队。

　　由8人组成的干预队不仅要进入公共娱乐场所进行“面对面”宣传，还在娱乐场所寻找防治艾滋病的志愿者，让她们向“同伴”宣传安全套的使用和免费发放等工作。

　　一开始，娱乐场所都不买账，常常是干预队员没进店门，就被轰了出来。“老板们怕影响生意，怕吓跑顾客。”上百个娱乐场所，队员们一趟趟跑，为了不惊吓到顾客，他们通常是最早来到娱乐场所，与老板沟通，与“小姐”谈心，最终都取得了信任。

　　今年，普陀区还召集全区100多家娱乐场所的老板，要求每家门外设立防艾宣传小画板，所有场所必须提供安全套，他们还借鉴北京、湖南、云南等地做法，与公安等部门协调，购买了5000支有标志针具及配套消毒用具，对吸毒人员设立清洁针具交换点。

　　“针具交换不是鼓励吸毒，公共场所推广安全套也不是纵容卖淫嫖娼。”刘科长坦言，这些举动可能会遭到社会上的不认同、不理解，但免费发放安全套、清洁针具交换与公安的工作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保证公众的健康，只是方式不同，使用清洁针具是目前避免静脉吸毒者感染艾滋病最现实、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而发放安全套是为了让“小姐”们有安全保护意识。

　　目击一：枯瘦如柴的病人

　　张海涛(化名)是一名艾滋病人，昨天，记者随浙江首个防艾民间组织——“关爱家园”志愿者来到他的病房。

　　躺在病床上的张海涛已经枯瘦如柴，只有黝黑的皮肤才能让人想起这是曾经在海上与大风大浪搏斗的渔民。“关爱家园”负责人时代强介绍，张海涛已到了发病期的中后期，由于免疫系统被破坏，身上多处淋巴结肿大，根本无法进食。“连水都无法喝，睡觉也不能躺下。”亲属告诉记者。

　　张海涛的主治医生介绍，张海涛发病前在一条远洋渔船上工作，在异国，他迈出了令他终身后悔的一步。2001年，在出国人员的体检时，他被发现感染了艾滋病。虽然家人没有放弃他，可这4年多来，他都在悔恨中度过。

　　目击二：他还坚持能跑船

　　在医院，记者还见到了另外一名感染艾滋病毒的渔民刘东鸣(化名)。由于没有发病，他的精神状态明显好许多，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

　　老刘今年50多岁，曾经多次在海上救过人，去年被发现得病，今年开始服用抗艾药物，他告诉记者，前天他才下船，“闲不住，觉得身体还不错就上船了，不过不能干远洋，只能跑跑短途。”

　　时代强告诉记者，“鸡尾酒疗法”改变了很久以来艾滋病没有很好的治疗药物的窘境，虽然仍然无法根治，但只要按时服药就可以很好地延缓发病，延长生命。“艾滋病只是一种疾病，所以感染者不应丧失生存的勇气，社会也不应该谈艾变色。”

　　但当时代强提出过两天请刘东鸣到杭州，第六医院可以免费给他再检查一下时，老刘有些犹豫：“要回家和家人商量一下，怕出门多引起隔壁邻居的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