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谢静宜后来回忆，她从主席那里出来后随即到汪东兴那里，把主席讲话内容原原本本向他作了传达。不久谢静宜又趁参加接见外宾时，向周总理作了汇报。事后，总理向汪东兴查问过我的情况。然而我的事情迟迟没有结果。

　　一直到1973年7月，毛主席向汪东兴直接查问我的情况，汪东兴向"中央文革小组"传达了毛主席关于释放我的指示。同年7月12日中央专案组起草了《关于释放王芳的请示报告》。

　　7月16日总理批示："东兴同志你对此案处理，有何意见请告。"

　　一年多以后，1974年10月10日，汪东兴同志在这个报告上批示："此件当时因为各种原因而压下了。在目前情况，王芳、吕剑光可以放出来交原单位安排。"

　　为什么毛主席关于我的两次讲话没有执行？周总理的批示被置之不理？专案组关于释放我的报告，又被压了一年多后，汪东兴同志才作出这样的批示呢？

　　2001年2月5日，我的秘书李建军同志为此特地拜访了汪东兴同志。在场的还有汪东兴同志的两位秘书和新华社一位记者。他们作了《汪东兴同志回忆王芳访谈记录》(经汪东兴同志亲自审阅)，现摘录其中部分内容如下：

　　李：周恩来总理在1971年2月7日、8日在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上的讲话中，几次提到王芳、吕剑光同志，对他们的工作总的来看是肯定的。

　　汪：是的，周总理还问过我王芳同志的问题。我跟总理说，王芳同志具体有什么问题我也不清楚。我个人认为王芳同志是个好同志，应该没有问题。王芳同志这个人还是很谨慎的。

　　李：王芳同志1967年底被抓，扣押起来了。1968年2月又被弄到北京，非法监护在北京卫戍区看守所长达七年。

　　汪：弄到北京来了？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这个事！

　　李：一直关了七年呀！您在1973年传达关于释放王芳、吕剑光的指示，当时中央三办根据此精神于7月16日在此报告上给您也有过批示，我们弄不明白为什么这事又被拖了一年多？

　　汪：是呀，怎么拖了这么长时间？我也感到奇怪！主席在1973年确实跟我说过这样的话，主席问我王芳同志有什么问题呀？

　　李：是主席直接跟您说的吗？

　　汪：确实说过。

　　李：是您直接传达给中央三办的吗？

　　汪：不是，是我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传达的，当时周总理也在场。

　　李：汪老，您看(拿着有关背景材料)这是您在一年多以后，即1974年10月10日在中央三办这个请示报告上的批示，此件当时因各种原因而压下了，......这是怎么回事？

　　汪：所谓"种种原因"不好说清楚，我也弄不懂为什么压了那么长时间。主席有指示、中央专案三办有报告、总理也有批示意见......

　　李：......您是当事人，所以特别想请您给介绍一下。

　　汪：没有压在我那里(指中央三办的报告)，那肯定是康生他们搞的鬼，是康生把这个报告给扣押了。你说还能是谁搞的？都是江青搞的。

　　江青一手遮天，肆无忌惮，阴险刻毒，必欲置我于死地，我被弄到北京关押后，就料到这一点。但我想不到，连主席、总理的指示，也被她置之不理，拒不执行。江青实在太狂妄、太狭隘了。

　　据谢静宜回忆，1974年10月某天，她接到主席原卫士长李银桥来自天津的一封信，信中说，刘馨给毛主席写信反映王芳长期关押在北京，病得很严重，要求得到治疗和释放。我向主席讲了这件事，主席听了很生气，说："怎么还这样？我不是早说了嘛！王芳如果是坏人，要害我，我不早就死了嘛！怎还能活到今天？王芳不是坏人，他是保卫我的，我们很熟悉，还有刘馨同志，我每次去杭州，都是他们在那里工作，熟悉得很，都是好人，没有问题。"

　　据档案记载：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处于1974年10月25日将刘馨同志给毛主席的信以《来信摘要》(第1336号)形式呈报毛主席。内容摘要中讲到："原浙江省副省长的爱人致信毛主席，说王芳从1968年受审查，已七八年。现在身患各种疾病，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要求尽快作出结论，或是让其回家治病。"后附刘馨的9月28日给毛主席的原信。

　　10月28日，毛主席就批了前面讲的四行大字。

　　有了毛主席的白纸黑字亲笔批示，中央三办第二天就宣布对我释放。要知道那时主席刚生过一场大病，身体十分虚弱，视力又很差，中央的一些重要文件和报告，主席已不再亲自审阅和批示，都由秘书读给他听后注明毛主席已圈阅就好了。主席为我的事亲手批示，是个破例。他老人家写后还不放心，在后边又注了一句"此二人我很熟悉"。

　　我在工作中与主席长期密切接触，经常聆听他的谆谆教诲，我和主席之间结成了真诚的感情，这是我劫后余生中，在不同领导岗位上，继续为党为人民努力工作的最有力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