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敌“11支队”12名特务全部被歼，共缴获卡宾枪7支、加拿大手枪12支、子弹1500余发、手榴弹11枚、美制定时炸弹2枚，以及电台2部、对讲机、收录音机、金条等物甚多。台湾特务机关妄图建立什么“敌后游击根据地”又成泡影。

　　(三)浙江公安厅陆续获得情报，台湾“国防部情报局”经过所谓“洪武”、“威海”训练班受训的特务整装待潜。果然，他们紧步“特情室”连续惨败的后尘，派遣“浙江反共救国军独立30支队”，妄图“到括苍山区生存发展，配合大军反攻”。我及时获悉特务登陆预定地段，省公安厅派出一个工作组，和台州公安处、温岭县公安局一起组成战斗队伍，到温岭、玉环沿海各重点地段作了部署，驻军船艇加强了海面巡逻。

　　敌“30支队”，共7名特务，受“情报局长”叶翔之接见训话后，于1963年8月25日13时，乘“情报局”1号船，并有2号船作掩护由台北淡水起航，26日20时至我省披山以东偏北20海里(预定为披山东10海里)，换乘有操舟机的塑料小艇，时速达30海里，预定当晚可到达玉环、温岭接合部的茅草山，登岸后立即内窜，拂晓可抵达横山谷岙，然后通过元宝山，计划用7至12天进入括苍山区。由于换乘塑料艇的地点与预定地段的距离拉大，小艇行驶2小时后，发现迎面有两个黑黑的影子(系我巡逻炮艇)就绕道前进，结果驶偏方向，靠近三蒜岛南侧，已是凌晨4时，且油料耗尽，恰遇我温岭莞岙东峰山流水坑村渔民潘小玉、张加忠等10人出海的两条渔船。“30支队”特务见渔船便呼叫“救命”，企图诱抓渔船，视情登陆或逃回台湾。在对话中渔民发现他们的形迹可疑，没有靠拢，以正在吃早饭为由拖延时间。渔民经商议，趁朦胧晨雾，潘小玉船驶返石塘镇报告情况，张加忠船距“30支队”特务船200米处停机监视。东方露出鱼肚白，“30支队”证实已受渔船跟踪监视，便开枪强迫张加忠船靠拢。张不从，腿部中弹。此举进一步暴露了其偷渡特务的身份，张加忠便加速返航，向石塘边防哨所报告。

　　“30支队”自我暴露，欲逃无望，便在三蒜岛岩崖下，将小艇、电台和部分物资沉入海中，将报警鸽子放回台湾，携带枪支、弹药和手榴弹登上三蒜岛，企图向岛民要船逃回台湾。领航员孔伯荣见已入瓮中，就用手雷自毙。

　　三蒜岛有居民25户78人，以种地捕鱼为生，安居乐业，爱憎分明。“30支队”剩下的6名特务仍抱侥幸心理，到了礁山头，遇上正在施地瓜肥的岛民，要船没有，附近又无藏身之地，队员金兴法也用手雷自毙。岛上男女老少闻声赶来，与“30支队”对阵，岛上的乡人民代表郭加良等三四人向5名特务喊话，宣传政策，动员他们放下武器。特务向郭加良哭拜，哀求放他们一条生路，郭等肯定地说：“你们缴枪，保证能活命，如果带来的东西全部缴了，还可以得到奖赏。”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反复宣传，特务同意缴械，5名特务在距群众50米处放下武器。老渔民刘阿良对特务挨个搜身后，让他们坐在地边，等待石塘镇来人接收。

　　石塘镇委收到潘小玉等船只的报告，立即报告公安局和哨所。7时30分，海军从披山、大陈出动4艘炮艇，封锁三蒜海域，断敌逃路。县公安局、人武部、边防大队和民兵100余人渡海于11时30分赶到三蒜岛，向群众接收了支队长高小玉以下5名特务和武器装备等，当日下午押至温岭县公安局。

　　三蒜岛渔民智降武装特务，一时传为佳话，军警民又高奏一曲凯歌。5名特务坦白比较彻底，免予刑事处分，后来安排在长兴国营林场劳动就业。

　　(四)1963年10月14日、15日，“特情室”主任徐人隽为庆贺蒋介石生日和国民党“九全大会”的召开，派出6艘特务船，先后从台湾淡水出发，到闽浙接合部海面，试图抓捕我渔民进行报复行动。当到达南麂长腰山岛附近海面换乘橡皮舟时，我海军奉命拦截，将敌艇击沉。击毙8名、俘虏5名武装特务，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五)1963年11月9日，台湾“情报局”局长叶翔之从威远大队洪武训练班挑了8名精干特务，组成“浙江反共救国军独立第16纵队”，亲自授衔训话。11日20时，从淡水码头启航后，误入下大陈岛。19日上午6时30分，我驻岛部队3连6班战士蔡基茂去雷台山执勤巡逻，发现特务遗留的物品，立即回部队报告。我军便布置了火力包围圈，向躲在山洞内的敌特喊话。在政治攻势下，8名特务接连出洞缴械投降。他们原奉命要上天台山以示成功，向国民党“九全大会”献礼，还要争取去奉化发电报，祝贺蒋介石寿辰，结果都成了泡影梦呓。

　　(六)台湾特务机关像输红了眼的赌徒，还想下注，尤其是“特情室”主任徐人隽，去美国求得撑腰，于1964年4月返回台湾，坚持要继续搞小股武装偷渡活动。计划报到“国家安全局”和“最高国防会议”，再报蒋介石审批，蒋批“缓办”两字，计划退回时，蒋还口头交代：“去年人死得太多，今年暂不准搞武装游击。”

　　时隔几天，徐人隽贼心不死，换了一个花样，以“短期突击性派遣”为由，再报蒋介石，获得批准，徐人隽喜出望外。于是又拼凑了一股以王达明为头子、5人组成的所谓“反共挺进军蟠龙小组”，王化名李静芳。该组于1964年4月30日16时30分在基隆和平岛乘成功2号艇出发。5月1日22时30分，在披山岛外40海里处令该组特务换乘“河泥溜”小船，划到披山外10海里处的洛屿岛附近，被温岭县钓棚公社高岩大队渔民发现。当我渔民诱骗这股特务上船予以活捉时，被王达明觉察，他抢先登上机帆船，并开枪打伤我两名渔民后，持枪掌舵，强迫加速，企图逃回台湾。温岭103号渔业指导船闻讯追赶，11时30分在披山以东3海里处截住，王达明(乐清人)顽抗，被击毙，4名特务被俘。

　　美蒋特务机关对大陆的偷渡特务活动彻底失败，待潜特务只得暂时储藏起来。1965年初，蒋经国革了徐人隽的职；对属下红极一时的叶翔之也革职查办。我们则对潜特做好严密的架网查控工作，毫不懈怠。台湾特务机关，尤其是“中二组”，为讨好美国，配合美帝侵越战争，制订了《荡寇计划》，阴谋对我浙赣、粤汉铁路实施行动破坏，阻滞援越物资运输。公安部召开专门会议，部署防范。浙江省公安厅向全省公安机关发出了反行动破坏、反偷渡袭扰斗争的意见，落实侦控措施。

　　从解放后至“文化大革命”前，浙江一直是对敌斗争的前沿阵地，更是国内秘密斗争的一个重要战场。经反复较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取得了全胜。成功是主要的，失败或付出代价是个别的，有的则是难以避免的。现在回忆起来，斗争是那样的波澜壮阔，有声有色，惊心动魄！之所以能够出现这样的局面，主要是靠党的领导和公安部的统一指挥，认真执行党中央为隐蔽斗争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策略和原则，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深入进行内线作战的结果。

　　隐蔽战线的情报工作、侦察工作是整体作战，站在一个地方或一个案子上，是掂量不出轻重的，只有党中央和省委才能洞察细末，从全局的高度作出抉择；只有公安部才能从全国“一盘棋”的思想作出决断。我深深感到，浙江在秘密工作上，在同美蒋间谍特务反复周旋中，公安部政治保卫局，特别是当时主管这条战线的副部长凌云同志，他高屋建瓴，丰富的斗争经验，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和支持。在斗争的实践中，也锻炼造就了一支多谋善战的骨干队伍。应该说，浙江省公安厅原副厅长丛鹭丹，也是一个好助手，他肯动脑子，在一些案子的处置上反映了他的指挥艺术，在这点上是功不可没的。

　　我讲的都是过去的事，成了历史。现在情况不同了，但历史可以借鉴。隐蔽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万万不可掉以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