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得知，江青对于她1934年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一事讳莫如深，成为一块心病。1964年上海市公安局长黄赤波曾向我汇报过，江青曾问过他：她1935(应为1934)年在上海接头时被巡捕房"扣留"过，公安局有没有她被扣留的指纹档案(指她具结自首的手续)。这实际是要黄查找后送给她。就在那次谈话之后，江青在杭州休息时也和当时浙江省公安厅长王芳说过，她在上海时没有被捕过。与此同时，她又要上海市警卫处处长王济普到市局档案处查她被捕的档案材料。此后不久，江青又找王芳解释说，她要王济普查敌伪档案是查浙江的一个坏人，所以才要这份档案。江青所做这一切都是企图销毁罪证。然而，1968年2月，在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她却反咬一口，捏造说上海公检法的同志搞了她的"黑材料"，并通过空军的吴法宪将上海市委分管政法工作的书记梁国斌、公安局长黄赤波、警卫处长王济普等20多人分批押送北京，投入监狱；被牵连的还有浙江省公安厅的王芳、吕剑光等人。华家也因了解江青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在"文革"中备受迫害。大哥华渭臣、二哥华斌、姐姐华萼、三哥华祝以及他们的家属先后被批、被斗、被关，受尽凌辱和折磨。华萼被迫害致死。

　　想不到过去的这些事情，成了今天专案组审查我的主要问题。我清楚，所谓我"搜集江青黑材料"的罪名，在那种形势下，再坐多少年监牢，也清洗不了了。但是，在专案组面前，我对过去看了江青匿名信的内容，参加侦破匿名信案件的有关情况，始终闭口不谈。否则，我不是又在扩散"黑材料"了？

　　江青是一个野心极大、器量很小的女人。"文化大革命"中，她被树为"旗手"，权力大到可以一手遮天，为所欲为。在极度膨胀的政治野心支配下，做起了女皇梦。她一方面极力吹嘘和标榜自己，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完美的革命家，另一方面又忘不了那块心病。她竭力掩盖自己的丑恶历史，不能容忍有人知道她过去的丑事，谁知道她过去的丑事，对她来说就是大逆不道，绝不轻易放过。就连在上海时给江青的二房东当过保姆的秦桂贞，由于知道她20世纪30年代的丑事，也被打成"特务"，长期监禁。为了彻底抹去她30年代的劣迹，"文化大革命"中她指令张春桥、王洪文，抄了上海文艺界有关人士的家，把当年与她有关的电影片、报纸、杂志、图片等各种资料，包括当年公安部组织侦破匿名信案件的材料统统烧毁。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她是不择手段的。

　　1987年11月，我去秦城监狱视察，从闭路电视上看在押案犯的情况，也看到江青。听管教干部说，江青知道我当公安部长后，对监管干部说，我和王芳很熟，他当了部长也不来看我。想当年，"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很熟"的人整得我失去了7年人身自由和工作权利，现在居然还好意思指责别人的寡情。对这样厚颜无耻的人，还能说什么呢？

　　不久，专案组对我的审查升级了。参加专案组的人是空军部队的，这几个干部的思想表现得很左，调子唱得很高，反复声明自己永远忠于无产阶级司令部，誓死捍卫江青同志，谁反对江青同志，就坚决打倒谁。他们厉声道：王芳你搜集江青黑材料，铁证如山，抵赖不了。你不仅看到了反革命匿名信，还亲自参加破案。你比朱明还明。你必须老实交代，你到底搜集了江青同志多少黑材料？还向什么人扩散了这些内容？

　　虽然对专案组人员的盛气凌人和武断作风，心中十分反感和气愤，但我没有和他们争辩，因为那是无益的，只会遭到一顿毒打。最好的办法是保持沉默，表示实在无可奉告。专案组显然对我很不满意。"你王芳是罗瑞卿线上的人，是罗瑞卿死党，是罗瑞卿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你必须彻底交代自己的罪行，对抗到底，死路一条。"

　　对于死，我早有思想准备。但我绝对不会自杀。死对我们这些从战场上尸堆中滚爬出来的人算不了什么。在战争年代，几乎每天都要做好死的准备，那是一件很平常的事。至于今天，如果死在监狱里，虽然死得不明不白，但我问心无愧。比起在战斗年代中牺牲的无数战友，我已多活了二三十年，还算是幸运的。

　　在专案组的高压下，我的心态反而变得更加平静了。我做好了长期坐牢的精神准备。每天照常吃饭睡觉。饭后就在监房里踱步，每天在10来平方米的监房里踱几千步，放风时我大口地呼吸室外空气，享受宝贵的阳光，利用仅有的条件锻炼肌体，不让身体垮下去。我确信，只有坚持下去才会有新的希望。

　　专案组看我这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就恼怒地骂我："你王芳是准备和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抗到底了。你这个死硬分子，你是准备带着花岗岩石脑袋去见马克思了。"

　　我依旧沉默，无言以答。

　　我早就得到"文化大革命"初期罗瑞卿同志被迫跳楼自杀的确切消息。我为他感到无比痛惜。新中国第一任公安部长，为了保卫新中国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为了保卫毛主席的安全，他呕心沥血、废寝忘食地工作，不说功劳，也有苦劳。今天却落得如此悲惨下场。由于长期在公安战线工作，属上下级关系，我对他的工作和为人十分了解。他思维敏锐、团结同志、严谨务实、以身作则的领导作风，他个性直率、光明磊落、心胸坦荡的高尚人格力量，赢得了周围同志的敬佩。就是这样一位在公安战线、军内、党内具有崇高威望的领导干部，却被林彪和江青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遭到了诬陷和监禁，身心受到了无情的摧残。他被扣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其中一条就是包庇"潘扬反革命集团"。谁能想象，一个刚直不阿、宁折不屈的人，在自己被迫走上绝路之时，内心痛苦到了何等程度！

　　那时，我脑子里常常闪过这样一句话--"物极必反"。任何事情做到极端，也就是到了尽头，它就要走向反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