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窃听器事件"

　　在这里，我讲述一下在"文化大革命"中轰动一时的所谓"窃听器事件"。

　　1968年3月18日，江青在接见浙江造反派时，点名诬陷浙江省公安厅。她说：浙江省公安厅"在屏风后头(毛主席住地)搞窃听、偷听和秘密录音。"对她本人是"走一步路，就有人盯梢，进行监视"。

　　顺便说明一下：当时的江青，并不是公安警卫部门的"警卫对象"，只不过她的身份不同，是毛主席的夫人，对她每次来杭，总是按一定的规格接待，外出也派随身警卫人员，在通常情况下，我也在她的住地统一负责照应。这样做，在当时也是应该的。而江青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颠倒黑白，把这些正常的善意的活动，视为对她进行"盯梢"、"监视"的所谓特务活动，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为这件事受到无休止的审问、逼供和批斗。我坚决否认。我声言，我王芳有天大的胆，也不敢去搞窃听、偷听毛主席的谈话，不敢指派人去盯梢、监视江青。

　　然而，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是有口难辩的。

　　1980年我在北京参加预审林彪、江青"两案"时，曾问过一些有关的同志。记得公安部原副部长凌云告诉我说，罗瑞卿、杨尚昆同志问题出来后，1966年的三四月间，中央曾指示组织有关技术人员，由徐子荣(公安部原常务副部长)带领到上海、杭州、武汉、广州等地进行突击的秘密检查，根本没有发现窃听器等问题，向中央作了保证的。

　　据说，在杭州，对刘庄、汪庄、南屏和谢家等几个地方，包括毛泽东主席的座车，都进行了严格的检查，未发现任何问题。检查后，要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签字。江华同志在签字时说："这支笔有千斤重啊！""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我那时已调温州工作，所以对这一活动并不知道。

　　至于"秘密录音问题"，我知道的情况是这样的：

　　1959年10月31日，毛主席到杭州。

　　11月初和12月初，毛主席召开中共中央杭州工作会议，先后参加会议的有华东地区的省市委书记，还有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杨尚昆、胡乔木等同志。会议在南屏游泳池开。中央办公厅为了把会议内容记录下来，专门派来录音的同志。那时录音设备比较笨重，不像现在这样精巧先进，所以放在会议室后面的另外一间房间，在地毯下面拉了一条线。

　　一天，主席讲话，在谈到中苏关系问题时，他关照大家不要做记录。这时在场的胡乔木同志问了一句，还有录音呢？要不要录？

　　这时毛主席提高了嗓门说："是谁让录的？搞这个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