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秘书、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同志立即通知停止了录音。

　　主席讲话后，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和当时的中共中央上海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当即作了检讨，承担了责任。主席也不再讲过什么话。

　　叶子龙同志在《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回忆这件事时还讲到：

　　对会议录音问题，有时主席自己提出要录，有时又对录音很反感，甚至不赞成做记录。杭州南屏发生的事就是一例。

　　后来，在1961年，毛泽东为在他的专列上发现安装了录音线路、发现专列上有专职录音员，大发脾气。毛泽东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1961年5月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写信给毛泽东，检讨了在毛泽东的谈话录音工作上疏于检查的错误。

　　1961年5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

　　本来，这一问题也就到此结束。不料，隔了几年，在"文化大革命"前夕，"窃听器事件"被翻了出来，说成"盗窃党的机密"，变成了很严重的事件。

　　1965年11月10日，杨尚昆被免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由汪东兴接替。

　　1966年5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其中强加给杨尚昆的罪名是："他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设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①。

　　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谓"秘密录音事件"，被作为专案进行追究，不仅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干部和中办机要室的许多同志被迫害，而且还株连了中央和地方一些部门的领导同志。如徐子荣、王诤、林海云、李伍、黄赤波、任兆祥、王芳、吕展、郭向民、谢滋群、朱汉雄、苏汉华、狄飞、丁兆甲等等许多同志。

　　然而，经过十多年的审查，根本没有查出"窃听"、"秘密录音"、"窃听党的机密"、"为政变阴谋搞情报"等等任何事实根据，而许多同志却因此蒙受不白之冤。

　　实际上，那几位同志的出发点还是好的，想多保存一些毛泽东的谈话，只是事先没有报告毛泽东，在做法上欠妥。

　　这就是所谓"窃听器事件"的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