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浙江省委确定我到诸暨,并担任诸暨社教工作团副团长,团长由副省长、绍兴地委书记王醒担任,温州地委书记张一樵、金华地委书记李学智、丽水地委书记张敬堂任副团长,工作团有一万多人。各地区抽调来的干部,由地委负责人带队各包一个区片。省级机关抽调的干部,有400多人,除少数分到各地区工作队外,大部分(还有一些大学生)集中到姚江区片。为了便于领导,成立一个领导小组,由我担任组长,成员有吴植椽、杨源时、张正伦和吕明奎同志。下设办公室,由中共浙江省委农办等单位的几个同志,负责掌握情况、督促检查,住在我蹲点的直埠公社。
1964年10月21日,我从杭州到诸暨县城,参加工作队骨干(约二千多人)的集中培训,11月初就分散进点。
工作队纪律严明,要求和贫下中农"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
由于当时对形势的错误估计,认为"全国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基层单位,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所以规定"整个运动由工作队领导",强调工作队要采取类似土地改革中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的工作方法,搞得神秘兮兮的。当时中央批转了一些领导同志改名换姓的蹲点经验。著名的新闻工作者范长江同志就化名"向东流"在诸暨参加社教。
我蹲点的地方是诸暨县湄池区直埠公社直下大队,房东是三代做长工的贫农叫傅纪明,年龄比我大几岁,是先前进点的社教工作组事先安排好的。我和秘书两人住在他家楼下的一间旧房,用砖块和木板搭了两张床,生活清苦。我们向他讲清楚,工作队规定不吃鱼、肉、蛋,你们吃什么,我们也吃什么。我们这样一住,便住了50多天,以后又去住了些日子。傅纪明,为人很老实,是个道道地地的农民,粗识几个字,是个生产小队干部,在当地人缘不错,后来县里成立贫下中农协会时,他做了贫协的副主席,听说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受到冲击。"文化大革命"后曾来过杭州,我都见过他,20世纪80年代初病故。
诸暨县委的班子,应该说是好的,各项工作在全省来说是走在前面的,县委书记孙子甫同志,毛主席也接见过他。但在当时就过不了关,把他撇在一边。社教工作团另派了书记、副书记和三位常委分别担任县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和公安局长,实际上是夺了县委的权。至于开展社教的农村区、社,基本上是工作队包办代替,工作队(组)说了算,将阶级斗争扩大化,把农村的基层组织虽不是全部,但把相当多数说得"一团漆黑",扩大了打击面。工作队的工作一度偏离了方向。有人把工作队比作唱了"三出戏",开始叫《苏三起解》,意思是"无好人",把干部都看黑了;再是《三岔口》,意思是互相摸底,自己人打自己人;再后是《三娘教子》,意思是批斗干部。而在工作队内部还一味地批判右倾,说工作中存在的主要是宁右勿"左"的倾向等等。这种情况直到1964年12月1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工作会议,毛主席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才有所纠正。
"二十三条"肯定了干部的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要尽快地解脱他们,逐步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要走群众路线,不搞神秘化,也不要搞人海战术等。应该说"二十三条"部分地纠正了社教中的一些错误做法。但同时又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记得"党内走资派"一词,见之于文字是从这里开始的。
1965年春节,中共浙江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工作队放了半个月的假。
节后又回到原地,先集中学习"二十三条"。但规定有条件的地方,工作队可以集中住宿,自己开伙,不再分散到社员家吃住。
在放假期间,江华同志找我,说张一樵奉调贵州遵义地区工作,他带队在诸暨湄池区片的社教工作,要我去管一管。这样,我就从直埠搬到湄池,住湄池区委,负责湄池和姚江两个片的工作。从这时开始,我就接触温州地、市县的主要干部,并到他们蹲点的公社、大队,检查、了解情况,共同研究、商讨工作。
"二十三条"后,工作的进度加快了,到了3月初,根据社教工作团的安排,工作队留少数人做好扫尾工作外,大部分同志转移到大西区,开辟新的阵地。
这里,我想简要地讲一下对敌斗争问题。
社教中对敌斗争,是作为一个专门阶段搞的。当时大批工作队进点。一个生产大队,多的五六十人的工作组,少的也有二十多人,可谓"大军"压境。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治安状况平稳,政治、刑事案件极少发生,连邻里纠纷等一般治安案件也很少,地、富、反、坏分子也表现老实,一般不敢乱说乱动。所以,我们反复强调要从实际出发,主要是深入发动群众,对四类分子开展面对面的评审和说理斗争,落实政策和监督改造措施,强调争取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改造成新人。凡开展社教的公社、大队,对多年来的积案,基本上查清破获。在整个对敌斗争中基本上没有抓人。同时,强调这些工作,由群众讨论,不能由工作队说了算。第一期结束后,我把在诸暨参加社教的各市地公安处(局)长和省级政法部门的处长集中起来座谈,总结了社教中的对敌斗争阶段的具体做法,中共浙江省委转发了这个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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