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是政府的一项主要职责。您认为浙江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方面有哪些可取之处？
李景源：在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历来都是政府主导的。在计划经济年代，政府在文化提供方面承担的是“无限责任”，包办文化成为政府职能的一个重要特征。以往组织公益性演出活动，全由政府拨款，花的钱不少，可还是突破不了“经费紧张、事业难办、水平难上”的困境。我们在调研中了解到，浙江的公共文化服务作了很大改革和创新。他们率先推行政府主导为群众“点菜”、文化企业“上菜”、最后由政府来“埋单”的做法，很有成效。比如，为丰富基层群众文化生活，2004年，省里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模式组建了一个“钱江浪花”艺术团，带着短小精悍的秀文艺节目的直通车一路行来一路演，常年为基层群众送戏下乡免费演出，不但创造了一个庞大的演出市场，还集聚民间文化资源，累积起一个适合基层演出的节目库。再比如，2005年，杭州开始实行政府采购公益文化产品的办法，政府分别出资20万元，“订购”了杭州滑稽艺术剧院百场文艺演出进社区、红星剧院“开启音乐之门”两项文化活动，免费或低价提供给城乡群众，以政府采购替代拨款向群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
浙江这种采用政府采购公益性文化项目的措施，产生了基层群众、文化团体、有关企业多赢的可喜局面。由于政府采购的文化产品都要签订合同，对节目质量把关，因此确保了较高的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让政府从大包大揽中解脱出来，能够集中更多的财力、物力用于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等应大力扶持的公益性文化单位。浙江的经验告诉我们，公共文化服务贵在创新，服务模式可以多样化。
印象之四：“呐格好、呐格来”的深层意蕴
记者：您是一位哲学家，由感性到理性，您认为浙江在文化大省建设等方面的探索具有什么借鉴意义？
李景源：这次去浙江调研，我们在哲学上也进行了一些思考。对浙江文化建设的认知，经历了由感性认识到理性抽象，又由理性抽象上升到理性具体的一个过程。文化建设虽然只是浙江经验的一个侧面，但是它仍然负载着浙江探索新的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使命。把浙江在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事业产业发展上的实践上升到理论，总结出具有指导意义的经验，也是我们这次调研的一个重要目的。
这次赴浙江调研，我们获得三点认识：
一是进一步认识到历史观在选择发展道路上的重要性。把浙江经验上升到理论，首先是一个历史观的问题。历史观有两个基本概念：一是生产力的首要地位；二是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这两者其实是一个问题。生产力要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首先要抓经济发展，这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所以我们党总是说“发展是第一要务”。
二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改革体制机制。像浙江的义乌，要资源没资源，要地理位置没地理位置，交通条件也并不好，但为什么能形成一个国际化的商贸城市？就是因为当地政府充分尊重民意，改革和突破不合理的规制，为人民群众提供创业创新的条件。当地政府所起的作用，就是老子说的“为无为，事无事”，政府顺着事物的自然本性、发展规律去“为”。浙江对政府作为的总结就是“以人为本、按需而为”，老百姓需要的我们认真去做、积极去“为”，把握住“原则的坚定性和方法的灵活性”。三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激发人民群众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人民群众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主体，解放人民群众发展生产力的潜力，激发他们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飞跃。“浙江精神”源远流长，有很好的历史文化基础，浙江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一遇雨露就发芽，一有阳光就灿烂”。要充分尊重他们的首创精神，不断激发他们敢为人先、创新创业的智慧和勇气。
谈到这里，我不由想起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陈敏尔在与我们座谈时套用的一句绍兴方言，说的是：“呐格好、呐格来”，翻译过来就是：“怎么好、怎么来”。这句话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可以说，它既体现了实事求是，也体现了“以人为本”，其内在要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所作所为要顺乎民心、尊重民意。从深层意蕴上，这句朴实的话，可以说为浙江的文化体制改革、文化大省建设乃至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注解。
|
大
中
小
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