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民主恳谈会”的会议实录

　　一份《新河镇2007年度财政预算民主恳谈会会议记录》摆在了记者的面前。字里行间，这场于今年4月4日上午召开的“民主恳谈会”的热烈气氛被粗粗地勾勒了出来。事实上，类似的“民主恳谈会”在新河镇经常举行，比如2006年3月那次。以下是一家知名媒体对那次会议的部分描述——

　　会议才一开始，农业组和社会组的代表们就大声吵了起来，“以往的‘恳谈会’镇领导都参与，这次领导不来就是不重视！”，有人拍起了桌子。“镇领导专门征求过人大意见要不要参加会议，人大为了能让大家畅所欲言，决定不让领导参加……”，争吵持续了许久，镇人大主席团解释道。

　　2006年3月6日下午，民营经济发达的温岭市新河镇，120多名来自全镇各村的公众代表对镇里即将提交给人大审议的财政预算草案进行了讨论。因为镇领导没有参会，代表们吵了起来。

　　3月8日下午3点，真正的“讨价还价”和“恳谈”来临了。镇政府领导班子在主席台上一字排开，台下是100多名人大代表和200多名列席代表。经过6日的讨论，他们给镇领导准备了56条意见和建议。

　　人大代表李友定发问：“我们村里去年搞土地整理，按照有关规定，镇里应该给我们补贴19.5万元，我们仅拿到5万元。我现在无法向村民交代。我听说这钱被一个副镇长给扣住了，郭镇长你一定要把这些钱还给我们呀！”

　　李友定说得很激动，也让会场气氛明显变得紧张起来。镇长郭海灵却笑着回答说：“这肯定是你们理解错了，因为按照市里规定，平整土地确实是有补贴的，但平整河塘并没有补助，你们村里搞的河塘平整是没有补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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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天的会议最终形成了一份《新河镇2006年财政预算修改方案》。3月9日上午，代表们拿到了这份方案，代表们提的大部分意见在方案中得到了体现。

　　从“瓦上霜”到“门前雪”：注意力的转变

　　“有一天晚上10点多，我都睡下了，一位村民打来电话跟我说，‘施工人员正在搅拌混凝土，但水泥、黄沙、石子的比例不对，有偷工减料的嫌疑，我已经叫他停下来了，你过来看一下。’”新河镇城西村村支书兼主任赵敏华从一个电话开始给记者讲村里的故事。作为公众代表，他参加了2006年3月那次会议。

　　赵敏华说的这件事发生在几年前造新村部时，这个村部是全村400多名村民代表经过讨论后决定造的，造的时候，全村老少自发监督施工过程。“如果造这个村部不是以‘民主垦谈会’的形式决定的话，那还得了，肯定有人会说赵敏华想趁机捞一把。”今年55岁，阅历丰富并有着多年乡村治理经验的赵敏华意味深长地对记者说。

　　这确实是一件让人惊奇的事情，因为深受传统农耕文明影响的中国人特别是农民更多时候眼里看到的只是“瓦上霜”，而非“门前雪”，再加之许多时候他们即使对“门前雪”有这份“心”也没那个“力”。如今，政府在重大决策前必须听取群众意见，这种民主的形式给了他们发言和监督的机会。

　　正在谈话中，泽国镇扁屿村村支书朱文江的手机响了，应付了几句之后，他马上挂了电话。“一个拉广告的电话，现在村里有规定，用500元以上的钱都要经过村民的讨论，我哪里能答应啊！”他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对记者笑着说。

　　“以前村里建垃圾箱，一些村民会千方百计地不让垃圾箱建在自家边上，有的村民还在晚上提了东西跑到村干部的家里说情；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建垃圾箱属于村民们的公共利益，应该根据村里的布局，放在哪里就是哪里。”朱文江说。

　　“民主恳谈”让农民大声说话

　　“民主这东西还真不是本能的，需要启蒙和培训。”坐在堆满报刊书籍的办公桌前，5月15日上午，温岭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慕新飞边吃着早饭，边向记者感叹。

　　作为温岭“民主恳谈”的重要幕后推手，这位视野开阔的学者型官员表示，“有些官员的额头上写着一个大大的‘王’字，习惯于颐指气使，‘民主恳谈会’的出现多多少改变了这种状况”。

　　而对因为种种原因缺乏公共生活参与热情和公共事业专业素质的中国农民来说，“民主恳谈”能让他们大声说话；在专业培训和有意识的引导下，他们将注意力更多地转向公共利益而非一己之利。

　　对于前文提到的新河镇公共预算的改革，资深媒介人、《浙江发生了什么》一书作者章敬平认为，在1949年后的中国是第一次，是数万人的民主政治。

　　原泽国镇党委书记、现温岭市副市长蒋招华在一篇论文中说，泽国镇“协商民主恳谈”的实践推动着党的领导方式的转变。“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社会利益格局发生变化的今天，落实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传统的走访了解、调查研究，已难以形成有广泛代表性的系统看法和主张，需要有一个载体或机制来保证这一基本要求的落实。变化了的社会现实需要党的领导方式也应有相应的变革，需要政府的行政方式也应有相应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