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勇的课题组对发展服务业的意义进行过深入研究。他说，服务业可以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自主创新的“助推器”、节能减排的“生力军”、区域竞争的“原动力”，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仅有利于进一步扩大我省的经济总量，而且有利于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和现代农业发展，这将使我省的产业结构逐步优化，促进“工业型经济”转向“服务型经济”，从而使反映经济发展的GDP变得更“健康”。

　　《决定》将“加快发展服务业”摆在“优化产业结构，加快构筑现代产业发展的新格局”的首要位置。黄勇说，这也意味着发展服务业已经成为我省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突破口。领导干部过去的“弦”主要绷在工业上，这次提出加快发展服务业，“弯子”是转得比较大的。《决定》明确，力争到2012年服务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达到47%。“这个目标任务是相当艰巨的，从中充分反映出省委、省政府加快发展服务业的信心和决心”。

　　转型升级必须依靠服务业大发展

　　为什么如此重视服务业？这与当前的经济形势有关。回顾我省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发展阶段，黄勇总结，上世纪80年代，浙江依靠体制改革先发优势，使生产力得到解放，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到上世纪90年代，浙江凭借与国内消费结构层次相吻合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得到新一轮高速发展；进入新世纪以来，全国各地消费品工业快速发展，产能趋于过剩，浙江又抓住了中国加入世贸的机遇，依靠灵活机制和一定的产业基础，使过剩生产能力以外贸出口的方式释放到国际市场。可以说，浙江经济多年来的高速增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取得的。

　　去年以来，国内、国际形势较以往发生了较大变化。来自原材料、劳动力、资金、国际市场需求等方面的不利因素，尤其对像浙江、广东这些经济结构以加工业、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出口企业为主的区域造成较大冲击。从当前看，我省依赖的经济增长条件已经发生逆转；从长期看，资源要素、环境容量的制约已成定局，粗放增长难以为继。而要提升产业层次，提高产品附加值，就必须把过去重生产的运作模式，转变为重研发设计和销售服务的运作模式，也就是学者们所说的向“微笑曲线”两端发展。这个过程不会自动完成，必须依靠服务业的大发展。

　　黄勇认为，发展服务业一定要抓住重点，突出创新性较强的行业，突出对工业发展有较强支撑作用的行业，突出具有传统优势的行业，突出与民生密切相关的行业。我省根据实际确定了现代物流业、金融服务业、科技服务业、信息服务业、文化服务业、商务服务业、现代商贸业、旅游业、房地产业、社区服务业作为十大重点发展的服务行业。

　　对于我省各级政府来说，如何抓服务业还有一个熟悉、适应的过程。借鉴国内外经验，黄勇提出了一些思路。对于产业集聚发达的区域，可以考虑发展现代物流、金融、会展、科技服务等服务业；在一些规模较大的区域中心城市，可以规划建设类似于杭州的黄龙商圈这样的微型CBD；还可以因地制宜引导设立总部经济、创意经济、外包服务等服务业集聚基地。即便是经济不够发达的区域，也可以发展一些基本服务功能，如商业网点、医疗服务，并根据自身优势发展跨区域的行业如生态旅游等。他同时认为，加快发展服务业必须坚持市场导向。一方面，要引导制造企业摆脱传统观念制约，转向“购买服务”；另一方面，也要积极扶持服务供给方，鼓励他们以较低的价格提供较高质量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