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实惠的狄家斗，又开始在蚕桑、水稻上实行承包到劳，这个曾经一度易名“东方红村”的苕溪边的小村成为了亩产大村，众人眼里的红村。

　　二界岭公社郎村五队、和平公社官庄七队、长潮公社兴隆十四队、泗安公社赵村大队……许多公社也迈开步子，纷纷效仿。

　　81年，从省委党校学习回来的长兴县委书记丁文荣没有进办公室，直接跑到了狄家斗。这里的改革他已经风闻，他没有武断地表态，而是跑过来调查研究，一蹲就是9天。

　　记者翻阅到1981年8月18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发现，第二版头条报道，丁文荣调查之前，曾经批评过狄家斗的县委领导们却没有一个下来实地调研过。

　　“下乡9天，白天在田头看，晚上开座谈会，当面虽然没有表态，可我心里总在想：只要这样搞几年，长兴就会翻身了。”在湖州红丰西村丁文荣的住所，老书记对那段历史记忆弥深。

　　当时改革的思想春风已经吹拂到了大多数干部群众的心坎里。人民日报的短评《不能和群众“顶牛”》，就直言不讳地批评部分地方领导，“在推广各种形式生产责任制的过程中，一些地方常常发生领导和群众‘顶牛’，农民盼望的，领导却害怕。”

　　1981年5月28日，《浙江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丁文荣的下乡日记——《联产到劳真灵》：

　　有了这个“法宝”(联产到劳)，农村过去很多“棘手”的事情好办了。和平公社官庄七队的社员讲了个故事。这个队有个单身汉叫李庆安，平时劳动很少，是个“枪炮打不着”的人。去年冬种，队里搞了联产到劳，他承包了七分田油菜和八分田麦子。社员都不相信他种得好。联产到劳、多劳多得，这一下他发奋干了…… 冒雪到三里多路远的和平石矿买人粪肥，买了四十二担，及时施到油菜和春花田里。结果，他承包的油菜产量全队第一。 　　 　　 　　

   生产担子大家挑，人人关心生产，注意质量，生产怎么会搞不好呢!

　　县委书记的下乡日记、人民日报的短评，可以看做为狄家斗的路子定调之举。

　　至此，最早由群众自发搞起来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县上下统一了认识。县委明确宣布：过去定的这个不准，那个不行，统统废除，把选择权归还给社员。到1981年12月底，长兴县已有5001个生产队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占生产队总数的89.8%。

　　也就是这一年，长兴县农业生产迎来了有史以来第一个丰收高产年。

　　而带头人徐预群家里，也被来自江苏宜兴、宁波余姚、台州等地公社书记、生产队长们踏破了门槛，络绎不绝的取经队伍让徐预群应接不暇，“我老婆烧茶都来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