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发挥地方政府引领区域经济的作用？关键在于深入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卓勇良认为，浙江制度变迁存在的问题是多层面的，既有非均衡式改革进程导致的系统性障碍，也有市场经济发育不充分导致的多重行为扭曲，社会深处积淀的小农习俗也影响了市场化水平的提升。这就直接导致了政府在职能转变、治理机制、法治水平、公共服务等方面，还存在着种种不适应、不配套的地方。《决定》要求加强体制政策保障的内容，正是针对这些“短板”，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有形之手”要与“无形之手”形成合力

　　依照卓勇良对《决定》的理解，制度环境创新的终极目标，就是使市场机制、企业行为和政府作用形成合力，即“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协调，共同推进经济转型升级。所以，政府需要在完善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放宽政府管制、提供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引导企业加快自主创新等方面下功夫。

　　具体而言，首先要健全科学的经济社会发展考评体系。这是创新和完善政府自觉推动的体制机制的“杠杆支点”。卓勇良说，围绕《决定》提出的要求，改变“唯GDP”的简单考核，建立健全包括提高公共服务能力、扩大就业、促进社会协调发展、保护生态环境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等内容的综合考核，以正确的政绩观引导各级政府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说到底就是产业提升、要素替代的过程。因此，构筑新产业，深化资源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无疑是促进转型升级的重中之重。卓勇良表示，把政府的导向目标内化为企业的自觉行动，是《决定》提出的新要求，也赋予政府更大的作为空间——产业政策上，政府可着力引导企业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管理模式，支持其做大做强；在资源要素配置上，深化以土地为龙头的优化配置制度；节能减排方面，政府应发挥价格机制的约束与激励功能，制定更严格的污染排放标准，倒逼企业去研发和应用节能新技术。同时，通过集聚人才来不断推进产业技术创新和管理进步，为相关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至于如何加强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转型升级的组织领导保障，卓勇良的看法是，“法治”二字尤为重要。他说，法治的关键并不在于制订和实施多少法规，最关键也最迫切的，是如何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使其成为政府机关及公务员的基本行为准则。

　　他解释说，企业需要政府保护产权、提供公共产品、制定制度规范，但不需要政府任意干预其日常活动，限制交易，随意收费，不愿意政策朝令夕改。这就需要各级党委、政府按照《决定》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摒弃不合时宜的思想桎梏，有所为有所不为，主动约束权力，及时提供服务，以弥补市场之不足，而不是大包大揽，去替代市场的力量。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强化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加快浙江经济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