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许村被面市场开业。之后，“许村式”的产业组织形态在嘉兴被迅速复制，丝织、毛纺针织、皮革等产业集群纷纷登场。许村镇政府 供图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平湖县工贸公司成立。　　杜镜宣 供图

　　上世纪80年代三次“许村会议”拉开了嘉兴乡镇企业崛起的大幕，那些在乡间暗流涌动的思变欲望开始蠢蠢欲动，并集聚起一股强大的力量，形成一支“异军”；

　　 浙江在线10月20日讯 上世纪90年代是这支“异军”渴求蜕变的10年，关于“虎猴之争”，关于苏南、温州的“模式之争”，关于改制“摘帽”……在真正“化茧成蝶”之前，有一些名字成为了历史，有一些人物成了日后的谈资，但清醒者与先行者却跨过了一个世纪的门槛；

　　今天，从无数轮经济波动和政治变幻中一路走来的这些企业，这些曾经的社队企业、后来的乡镇企业、现在的民营企业面前的道路依然坎坷。在落笔的那一刹那，始于华尔街的金融海啸或许正在影响着这些脱胎于“许村”的企业。

　　梳理这段历史是一个艰辛的过程，如同这段历史本身。

　　被释放的“许村”们

　　在30年改革开放史上，1984年被学术界称为“中国现代公司元年”，海尔、联想、健力宝……那些日后驰骋一时的公司，都不约而同地出生在这一年；张瑞敏、柳传志、王石、史玉柱……那些今天纵横商界的企业家也是从这一年起，开始勾勒他们的创业轨迹。

　　同样是在1984年，那些即将要在嘉兴商界叱咤风云的人物，则还在原来的生活轨迹上酝酿着变化：中国第一自然人潘广通在海宁郭店乡担任水机站站长；如今领军中国皮革业的朱张金在走村串户卖牙刷；持有中国经编第一股的宏达集团沈国甫在许村中学做体育教师；如今已在非洲买山买矿的华友钴镍老总陈雪华进行着他10年的卖豆芽经历；也就在这一年，年仅22岁的平湖青年李勤夫已开始涉足服装加工业，他的第一笔投资是2000元。

　　1984年作为一个不容跳过的历史节点，其更大的原因则在于那一年的3月2日，国务院正式发出通知，将农村社队企业改为“乡镇企业”。从此，“乡镇企业”作为一个新的独立的企业形态浮出水面，也作为一个历史名词写入了中国经济史。

　　嗅到改革气息的嘉兴，在下一年以十大优秀农民企业家的横空出世作为对这一大事件的呼应。日后成为全球最大合成香兰素生产商的朱贵法即是其中之一(见1985年4月10日《嘉兴报》)。这个初中毕业的原大桥乡农民，在4年前用村民集资来的6000元钱创办了中华化工厂，生产愈疮木酚、檀香两种产品，并一举成功，成为当时“横向联合”的典范。

　　同时当选的有桐乡天女造漆厂厂长姚贵松、足佳皮鞋厂厂长俞敬民及柳文祥、唐绍福、许瑞坤、杨正才等9人。还有50个乡镇企业先进集体在会上获得了表彰。时任嘉兴市委书记庄洪泽记忆中的情景是“人人胸前戴朵大红花，像小二黑结婚一样”。

　　这是嘉兴最初释放出光芒的一批乡镇企业和企业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挑起了乡镇经济的大梁，有些更是通过后来的股份制改造，成为“禾商”群体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那一年，和十大优秀农民企业家同时被推上历史舞台的，还有海宁的一个临杭小镇——许村，不仅因为那里贡献了全市第一个亿元乡镇(见1986年1月11日《嘉兴报》)，更在于它开个私经济风气之先的勇敢精神。

　　1983年4月，当浙北农村还是镇办、村办企业一统天下的时候，许村镇荡湾村一位名叫沈咬荣的农民就联合16户农家出资14万元，办起了第一家联户企业——荡湾村联合纺织厂。这对于人均仅6分耕地的许村来说，无疑是“穷则思变”的一条出路。

　　但两台铁木织机“咔嚓咔嚓”的织绸声，让当时的村、镇、县三级领导干部心烦意乱：“这到底是姓‘社’还是姓‘资’？让其生，还是让其死？”最终，“先看看”的想法占了上风。当年镇党委书记凌荣华的理由十分朴素：“它可以让农民富起来，又在为社会创造财富，为国家提供税收。何必去制止呢？”

　　就在这“不争论”的可贵氛围中，许村个私家纺产业迅速壮大。到1985年底，该镇家庭作坊的织机已达1076台，而同期镇办、村办企业的织机只有594台。人们还发现，集体企业平均每台织机需用7个员工，而个私企业平均每台机器只需3.5人，可见个私企业成本更低、生存能力更强。

　　这种“放开手脚干”的不干涉态度在1984年、1986年和1989年的三次“许村会议”期间进一步形成共识。至1989年，许村家纺企业发展到4086家，织机达5297台，日产被面10万多条，成了名副其实的“被面之乡”。

　　而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基于原先的工业经济条件和技术基础，“许村式”的新的产业组织形态在嘉兴被迅速复制，丝织、毛纺针织、皮革等产业集群纷纷登场，今天嘉兴块状经济的雏形即形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