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感言】1977年高考恢复，在这个被称之为 “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时刻，让数以万计的“董建国”有了崭新的人生。当年，全国570万青年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走进考场，他们的命运由此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人沉积多年的求知热情如火山喷发，中国社会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现在的孩子或许无法理解那一代人所经历的事情和感受，但从他们的故事里，我们能感到知识改变命运的力量，以及那一代人不抛弃、不放弃的坚定信念。

　　 “你对将来有什么理想？”

　　 “理想？……”

　　 “对，理想！”

　　 “不是组织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去插队当农民是不是理想？”

　　 这是1974年董建国高中毕业后，和同学父亲一起爬山时的一段对话。这段现在人听来似乎有点滑稽的对话，却深深地埋在了董建国心底深处。当时间的车轮碾过34圈，董建国握着一张微微泛旧的1977年高考准考证重提这段对话时，思绪又飘回到那个特殊年代……

　　 “文革把我挡在了大学校门外”

　　 插队、当兵、招工，这是当年生活在城镇的知识青年在高中毕业后仅有的三个选择。1974年，董建国迈出舟山中学的校门，摆在他面前的也是这三条毫无选择余地的道路。

　　 “高中毕业后，我们班同学基本上都去插队了。我家三兄弟一个插队，一个当兵，一个招工。”回忆起30年前的点点滴滴，董建国依然记忆犹新。“和现在不同，当时想继续升学唯一的途径是‘工农兵大学’招生，但当时除了成绩，还得有人推荐。”

　　 1974年4月，18岁的董建国过起了“锄禾日当午”的日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长岗山插队的那些日子，对董建国而言是陌生、也是无奈的，唯一让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次参与大队制作远景规划图的工作。

　　 “当时大队要做一份远景规划图，让队里几个知识青年一起参与。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感觉自己所学的东西终于有了用武之地。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们几个人就不用下田，每天扛着画板，拿着比例尺，在田头走来走去，大家都感到能参与这份工作很光荣。”虽然如今事业有成，但回想起当年的青春岁月，董建国的言语间依然流露出他对知识的渴望。

　　 “当时买本书很难，新华书店里没有多少可供选择的书，如果要买上一套齐全的中国古代四大名著还得去排队。所以凡是能长知识的就都拿来看，记得当时我还看过农业手册。”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让知识青年感到难受的莫过于买不到一本心仪的好书。土地面积如何丈量？牲畜如何防治疾病？……足足两厘米厚、专业性极强的《农业手册》，也能让董建国看得津津有味。

　　 “高考复习吃了一个星期的饼干”

　　 “高考恢复了！不用推荐，具有高中毕业文化程度的劳动知识青年和应届高中毕业生都可以报名！”1977年，当恢复高考的信息在同学间相互传递的时候，董建国已被分配到了定海食品厂，在岑港公社老唐山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工作。

　　 “当时同学们依靠写信联系，大家都不是很相信这个事情。后来学校来了通知要开设复习班，才确信是真的可以考了。人人都很激动，热血沸腾。”从工作队到家有一段距离，获悉恢复高考的消息，董建国赶紧回家翻出了高中时的课本带回工作队，在工作闲暇时间重温课本。

　　 “由于1977年刚恢复高考，从报名到考试大概只有3个多月的时间。时间很紧，复习资料又不多，压力很大，甚至有人在考试期间突然精神失常。”终于可以通过努力谋划自己的将来，这难能可贵的机会谁也不想放弃，对董建国而言也是如此。

　　 “工作队后来给了我一段假期，让我回家准备高考。我就把自己关在家里整整一个星期，每天对着墙背书，饿了就啃饼干。”由于父母身在外地，21岁的董建国孤身备战高考。

　　 董建国至今仍完好无损地保存着改变他命运的物证，这是一张薄薄的64开粉红色书写纸，正面印着“准考证”和“浙江省1977年高校招生委员会”，内页写有科别、姓名、性别、报名单位和准考证号，背面写着考生须知，并盖有“定海县革命委员会政工组文教局”钢印。就是这份打着时代烙印、看似不起眼的准考证，为董建国的人生打开了另一扇窗户。

　　 “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

　　 “如果没有恢复高考，说不定我现在还是一个工人。”1977年，董建国考入杭州大学新闻专科，成为恢复高考后首批考入高等院校的知识青年。

　　 大学毕业后，董建国回到舟山，开始了另一段人生。从最初的广播站，到司法局，以及现在的市委宣传部，董建国在各个工作岗位都尽情展现了自己的才华。

　　 “现在的高考和30年前比有着太多的不一样，从考试科目到考试时间，从纸质填报到网上录取，从信息闭塞到公开、透明，高考的内容和形式在不断变化。高考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只要愿意人人都可以参加。”提起家中两代人的高考经历，董建国颇有感触。“2006年我儿子参加高考，报志愿时，我们只是给他提供了参考，最后拿主意的还是他。这代人都很有想法，懂得把握自己的未来，高考也不再是改变人生命运的唯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