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人物 张福康

　　 张福康档案：

　　 浙江湖州人，1939年出生，1973年入党。

　　 1960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嘉兴地区建筑工程总公司。

　　 1983年，从一名普通的施工员成长为公司总经理。

　　 1983年12月起，担任嘉兴市建设局局长。

　　 1988年，市建设局更名为市建委，他任市建委主任。

　　 1997年10月10日退休至今，担任浙江建业监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福康大学毕业就与城建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担任市建设主管部门“一把手”时间长达14年之久，他经历并参与、见证了嘉兴城市的变迁。

　　 虽然已经退休10余年了，但这位“老城建”对城市建设的一点一滴都历历在目，如数家珍。他说：“城市建设是各级领导和全市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只是一个幸运的历史见证者。”

　　 张福康的话

　　 ——“城市建设没有照抄照搬的经验，只能靠摸着石头过河。”

　　 ——“城市建设如果让老百姓得益了，那就成功了。”

　　 1995年9月，中基路一带改造以前，张福康等人现场研究改造方案。

　　 中山路要改造 一下子炸开了锅

　　 30年前的嘉兴，用很多“老嘉兴”的话来说，是“小得可怜”，骑自行车10到20分钟能将整个城市跑个遍。对此，张福康回忆说，“嘉兴当时还是个县级市，建成区的规模在10平方公里左右。”不仅仅是很小，嘉兴城市还“很破”，“到处可以看到棚屋，道路都是石渣路、石头路，楼房最高的也只有6层，基本是在3层以下。”不仅如此，当时还没有成规模的小区，每天早晨和傍晚，居民生煤炉、倒马桶、室外洗澡的场景随处可见。

　　 1983年，嘉兴撤地建市，第一届政府领导班子就提出了按照1982年北大完成的嘉兴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对原有的中山路进行拓宽改造，路幅由原来的七八米增加到40米，涉及拆迁居民1500多户。没想到，该改造方案一提出，就在嘉兴炸开了锅，许多领导和居民不理解，“嘉兴有必要造那么宽的路吗？道路中间设置绿化带干吗？拆迁费用从哪里来……”一些人甚至还认为是政府在搞“脸面工程”，是一件“劳民伤财”的事情。

　　 浙北第一路 “谁家孩子谁家抱”

　　 “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张福康说，对于他这个刚上任的市建设局局长来说，那个压力大啊，“中山路拓宽改造是嘉兴撤地建市的‘一号工程’，万一砸了，谁都承担不了责任。”

　　 时任嘉兴市市长的周洪昌多次找到张福康，听取意见。张福康感觉自己身上的压力更大了，为此，他多次到现场了解情况，熟悉城市规划，最后坚持自己的观点：“就按规划来实施。”

　　 而当时的市财政是“穷得叮当响”，拆迁建设资金是摆在各位领导面前的难题。按照测算，需要费用达1．5亿元左右，这无疑是个天文数字。想到资金问题，张福康晚上时常失眠。

　　 “困难肯定大，但办法总比困难多。”张福康坦言，在改革开放初期，许多城市建设都会碰到类似的难题，而且也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经过反复讨论和听取各方意见，最后他提出了“人民城市人民建”、“谁家孩子谁家抱”的思路，并得到了“毛纺”、“民丰”、“绢纺”等企业的积极响应。张福康说，尤其是提出“谁家孩子谁家抱”这样的思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是“了不起”的，“城市建设没有照抄照搬的经验，只能靠摸着石头过河。”

　　 1984年4月10日，市政府召开动员大会，一场声势浩大的城市拆迁改造正式拉开了序幕。张福康还清楚地记得，“市领导及市、区、街道各个相关部门负责人，都带头深入现场和一线，积极投入工作中去。”1985年底，长达700米左右的中山路以新的面貌出现在市民眼前，立即引起了轰动。一时间，浙江乃至全国范围内的许多城市都先后来嘉兴参观、取经，“浙北第一路”、“浙江第一路”的名声不胫而走。

　　 “现在回头去看当年的中山路拓宽改造，当时的抉择是正确的，是具有历史眼光的，可以说是迈出了嘉兴城市扩张的第一步。”张福康由衷地感叹。

　　 两桥改造 “土八路”打“硬仗”

　　 1985年，中山路铁路立交桥开通仪式。（杜镜宣 摄）

　　 如果说中山路改造是拉开了嘉兴城市规模扩张的“序幕”，那么市区“两桥”（中山西路桥、铁路立交桥）的建设则是城市规模扩张的“升华”。

　　 “建设两桥是城市规模扩张的必由之路，也是老百姓多年的期盼。”张福康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初，人们出行主要以步行为主，由于没有这两座桥，居民只好绕道而行，特别是铁路立交桥未建时，“民丰”、“毛纺”等企业职工上下班必须穿过铁路，“一到上下班高峰，铁路两旁就排起了长长队伍。”而幸运的是，在1983年前，“两桥”建设项目得到了省里和铁路部门的批准和支持。

　　 1984年，“两桥”建设启动了。但新的难题又来了：巨大的资金从哪里来？专业技术队伍如何组建？张福康坦言，资金方面，1983年起国家开始征收城市建设税，加上省里和铁路部门拨了一部分专款，同时实行中山路拓宽改造时的“谁家孩子谁家抱”的思路，基本上可以解决；而在技术方面，是遇到了空前的困难，建设桥梁由于专业性极强，“就连请技术人员来指导都难。”市领导也急了，多次找到他。

　　 张福康更急，为此多方打听，但得到的答复都令人失望。实在没办法，最后张福康决定，从市建设局抽调人员，组成专门的技术和施工队伍，并成立指挥部。

　　 “那时不像现在，有这么好的设备和技术，什么工程都可以通过市场招标。”张福康说，当时无论是从规划到建设、施工等都是本地的“土八路”，市主要领导以及相关部门领导多次到现场指导。张福康几乎天天蹲在现场，进行指挥和协调。在施工中山西路桥时，桥梁构架重达68吨，由于没有起重设备，市建设局下属的市政公司人员只能采取传统的方法，首先在水下打桩，然后在岸上通过滚轮拖动，一点一点地“挪”到安装的位置，“足足用了1个月时间。”

　　 经过日夜施工和艰辛努力，1985年底，“两桥”终于建成，并举行了竣工典礼。而作为市建设主管部门的“一把手”，由于长时间在现场指挥，自己也瘦了一大圈。如今，在张福康看来，“‘两桥’的建成，不仅方便了居民出行，更重要的是将嘉兴城市的东西方向连接起来，城市在一夜之间被拉长了。”

　　 签订“军令状” 顶着压力建党校

　　 “一路两桥”工程的实施，嘉兴仿佛在一夜之间被“拉”长了，老百姓也看到了城市的变化。站在新的时代路口，嘉兴城市如何再次扩张？

　　 “城市发展必须按照规划来执行。”张福康说，作为市建设主管部门“一把手”，必须坚持这样的理念。

　　 而就在此时，来自江西等地的军工厂纷纷搬迁到嘉兴，根据嘉兴的实际和当时的规划，确定将中山路两侧地块定位为行政、商业区块；中山路以北为电子工业区；运河以南为文教区。谈起这，张福康显得很自豪，“当初的规划现在都变成了现实。”

　　 事实上，在文教区建设时，就碰到了许多障碍，最明显的就是现在的市委党校的落户和建设。“将市委党校建在现在的文昌路上，当时很多领导是强烈反对的。”张福康说，那时市委党校所在的地块都是农田，水、电、通讯等不通，“连路都没有，怎么开工？”市长、分管文教的副市长多次找到他，希望他慎重考虑选址，“一旦在规定时间开不了工，项目就要被省里收回，面临‘夭折’。”

　　 张福康态度还是很坚决，“既然规划确定该区域为文教区，就要严格按照规划来执行。”他和市主要领导签订了“军令状”，“没有路，我来挖路，没有水，我来通水，没有桥，我来造桥。”张福康说，“军令状”可不是随便可以签的，“一旦完成不了任务，我的‘乌纱帽’就没了。”而正是他的如此决心，市领导才开始表态：“就听一回老张的。”

　　 顶着巨大的压力，张福康“一鼓作气”，终于提前一个月完成了所有前期工作，最后，市委党校顺利开工建设，并于1988年建成。“现在你看看市委党校周围，到处都是学校，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大学都有，文教区也实至名归。”张福康回忆历史，颇感欣慰。

　　 旧城改造 尝试市场融资

　　 “生活水平逐渐提高了，老百姓最渴望的就是改善当前的居住和出行条件。”张福康说，以当时的市区内环（一环）为例，棚屋鳞次栉比，大煞城市风景；而建国路、勤俭路、禾兴路等路段也是“断头路”。老建国路两边的人行道宽仅1.5米，整个路面也不过宽9米，已远远不能适应建国路作为城市南北主干道的作用。

　　 1993年，市委、市政府提出了旧城改造的决策，1994年市政府成立了旧城改造指挥部，张福康任总指挥。又是同样一个难题——旧城改造的资金从哪里来？张福康说，当初不像现在可以通过市场融资，只能靠政府部门自己想办法，“没办法，最后提出了‘借钱拆房、拆房造路、造路卖地、卖地还债’的思路。”同时，时任嘉兴市委书记的王国平召集市各大国有银行负责人进行动员，建行带头贷款500万元，接着其他银行也纷纷贷款。

　　 从1995年开始，一场声势浩大的旧城改造“战役”正式打响了。禾兴路、建国路、勤俭路、城东路等主要路段纷纷进行修建、拓宽，其中老建国路于1996年实行全线拓宽改造，改造后的建国路以原建国路为中心向两边延伸，南面延伸至老环城南路，北面从北丽桥开始延伸至东升路至外环，老建国路成为现建国南路的主要部分。同时，环城河沿线进行拆迁改造以及对南湖区域整治，并且保留了现有的梅湾街等三大历史街区。

　　 短短5年的时间，嘉兴不仅从原来的东西向拓展过渡到南北向拓展，面貌焕然一新。张福康感慨地说：“城市建设如果让老百姓得益了，那就成功了。”

　　 现在张福康年近七十，但一直在关注嘉兴城市的变化与发展，“这几年，城市骨架逐渐拉开，一个现代化的城市正在崛起，作为一个‘老城建’，感到十分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