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田野里劳作的种养大户，“洗脚上岸”打工的产业工人，还是创办企业的民营企业家……我们的采访对象，依旧是农民。然而，他们以不同的职业角色向人们展示了不同于以往的幸福生活——

　　从饲养员起步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曹阿二——合作社带动510户村民养鸭，致富效应逐渐显现

　　在桐乡市洲泉镇坝桥村遇到曹阿二时，50岁的他刚陪两个女儿从北京旅游回来。身为坝桥养鸭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他的年收入少说也有30多万元。

　　虽然是个农民，曹阿二的生活却让人羡慕不已。然而，回首往昔，30多年前在生产队从事养殖工作的一幕幕艰苦场景又浮现在他眼前。

　　14岁开始在生产队养猪，曹阿二从此与养殖结下了不解之缘。因为养殖技术出色，1978年他被大队相中负责养鸭场的工作。可是一年下来，养鸭场的产蛋量少得可怜。天生有股钻劲儿的曹阿二哪里肯服输，凭着刻苦钻研，养鸭技术越来越精，接下来的几年里鸭场越办越好。

　　为进一步搞活农村市场，上世纪80年代初浙江把水果、家禽、水产品等产品的价格放开，农副产品的价格逐渐上来了，曹阿二觉得大搞养殖的机会来了。

　　1983年，他办了一个哺坊专门孵小鸭，向村里其他养殖户提供鸭苗。5年后，他不仅自己养鸭，还联合村里50户人家一起办养鸭场，发展规模养殖。

　　走上规模经营的曹阿二，鸭场越办越顺。1996年，他还研制出了啤酒糟饲料，用这种饲料喂养的鸭，皮薄肉精，肉质和口感有了进一步提升，虽然出栏周期比普通鸭子多了20天，增加了成本和售价，但根本不愁销路，“阿二鸭子”的名气也越来越大。

　　在他的牵头下，2002年5月，桐乡市坝桥养鸭专业合作社正式成立了，他出资入股占20%的股份，其余社员占80%的股份。合作社对社员实行统一供苗、供料，统一技术指导、疾病防治，并统一实施保护价收购。“这几个统一，看起来简单，做起来难，特别是最后一项。”曹阿二说，“非典”时期鸭子的行情一落千丈。那一年，他把自己家的房子抵押给银行贷款60万元，再向亲戚朋友借了些钱，按保护价收进了社员手里的全部鸭子，让他们躲过了一劫。

　　如今，合作社的养殖场占地总面积达300亩，有饲养棚舍6.75万平方米，拥有年种鸭存栏5万羽、年产种蛋1200万枚的规模。合作社107名社员带动了510户村民养鸭，致富的效应逐渐显现。下一步，合作社打算投资1800万元，自办屠宰厂，实现每天屠宰一万羽鸭的规模。

　　曹阿二说，这些年靠着党的好政策，合作社得到了快速发展，不仅自己富了，社员们也富了。不久前，党中央又出台了进一步扶持“三农”的好政策，省里对“三农”也非常重视，合作社的科研项目还得到了政府的经费支持，“这么好的政策环境，我们不发展不行啊！”

　　当了26年工人的临安农民叶金龙——去年被杭州市评为职业技术带头人，当一名产业工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今年45岁的叶金龙，是一名有着26年工龄的农民。说他是农民，因为他是临安市上甘街道杨岱村的村民；说他是工人，是因为他的另一个身份——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品质检验部经理。

　　从农民“变身”为工人，与他1981年高考落榜的事儿分不开。那年高考失败后，心灰意冷的他在家跟父母一起务农。在家里的四亩半田里摸爬滚打了一年多后，天生要强的他寻找着人生发展的新机遇。

　　当时，正值浙江乡镇企业大发展的光景，企业招工潮一波接着一波，他也顺利地考入镇里的一家水泥厂，在检验员的岗位上开始了一名工人的职业生涯。

　　结婚后，叶金龙仍然利用工余时间在家里种水稻，后来又种了西瓜、竹笋等经济作物，开始半工半农的生活。那时小两口的家庭收入，一半来自工厂，一半来自农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