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有钱，家庭就越和谐吗？ 家庭和谐了，幸福感就肯定强吗？这是一门学问——快乐经济学

　　和谐是什么？幸福在哪里？历时两年，在实地走访了447户不同层面的居民后，下城区妇联和浙江理工大学近日共同推出了城市和谐家庭评价指标体系。接受调查的居民家庭，包括企业中高层管理或技术人员、企业生产工人或普通职员、外地来杭务工人员、国家公务员、教师、医生等。

　　关注

　　家庭和谐警戒线：年可支配收入1万元

　　研究者发现，家庭年可支配收入1万元可能是家庭和谐警戒线。这类群体主要是外来务工人员家庭。他们通过外来务工人员子弟学校走访这些家庭时发现，有9户家庭年可支配收入在1万元以下，占到2%；1—2万元的家庭有44户，占到了9.9%。这两类群体之间和谐水平存在明显差异——年可支配收入2万元左右的家庭，在扣除各项生活开支后还能有点结余，家庭相对和谐。而年可支配收入1万元以下的外来务工人员，普遍缺少必要的技能，只能靠打零工为生，干完今天的活不知道明天的活在哪里。由于收入低，他们只能住在地下室里或城郊接合部，子女上学和社会治安问题也常常存在，夫妻间吵吵闹闹，生活在这个城市里常常会感到很压抑。

　　课题组由此推测，家庭年可支配收入1万元可能是最低的“经济安全线”，也就成了最低的和谐警戒线。

　　隐忧

　　年收入20万以上，家庭和谐度有下降危险

　　在《城市和谐家庭评价指标体系及应用研究课题》中，共有心理健康、夫妻关系、与孩子及其他亲属关系、家庭物质生活状况、社区环境五大类影响家庭和谐的因素。每一大类又分为若干小类，如家庭物质生活大类就分为家庭收入、住房条件，消费观、投资理念等10多个乃至数十个子项目，根据调查结果进行加权平均，最后得出每个家庭的和谐指标。

　　那是不是收入越高，家庭和谐程度越高？早先主流经济学观点认为，收入和家庭和谐关系的走向一致，收入越高，家庭越和谐。不过，很早就有人对于收入和和谐度之间的这种假定，提出异议。此次调查，也证明了收入与家庭和谐程度并不一定成正比。

　　在低收入到中高收入这一段，幸福感是随着收入的提高而增加的，而到了高收入这个阶层，幸福感开始下降。最幸福的是中高收入这个群体，高收入人群的幸福感不如中高收入人群高。课题组在走访调查中发现，有些高级白领，由于每天都忙于工作，收入虽然高了，可是在工作中付出的时间也越多，相对而言投入到家庭中的精力也越少，无法照顾家庭成员，家庭“冷暴力”，夫妻关系不稳定甚至吵着要离婚的现象也比比皆是。年收入到了20万以上的人，家庭和谐度有下降趋势。

　　延伸

　　幸福指数，与绝对收入不完全相关的概念

　　“家庭和谐程度不能完全代表幸福指数。”课题组组长、浙江理工大学心理学系教授侯公林告诉记者，“幸福指数与家庭和谐指标不同，家庭和谐指标考察的是家庭成员的主观感受，幸福指数除了包括家庭和谐指标外，还包括经济、健康、职业、环境、社会等诸多方面。”

　　幸福取决于欲望得到满足。因此，在比较不同人群的幸福指数时，也要比较他们的欲望。欲望不能说越大越好，但也不能说越小越好。“一间房不管怎样小，当其周围的房子都是同样小的时候，它总是能够满足人们对于住房的要求的。但是，一旦在这间小房子旁耸立起一座宫殿时，这间小房子就缩成茅舍模样了。”马克思对相对收入与幸福度的理解可谓是先知先觉。

　　经济学家也曾对哈佛大学的学生进行过一个简单调查，被调查者要求在生活情景A与生活情景B中做出选择：A是你赚5万美元，其他人赚2.5万美元；B是你赚10万美元，其他人赚25万美元。结果，大概如同你现在的选择一样，多数人选择了A，即少赚钱但却比身边人赚得多。因为，前者中他们的相对收入更高，在比较中他们更觉幸福。

　　侯公林说，住在城郊接合部的外来务工人员，不要过多地与生活在市中心的高级白领相比较，没有可比性。他给我们打了个比方，一个家庭挣10万元一年的收入，在杭州香格里拉饭店吃了一顿饭；另一个挣2万元一年的家庭，在小饭店吃了一顿饭。虽然消费水平差了很多，但他们的和谐水平感觉也许一样的。家门一关，只要自己感觉快乐就行，别人的印象倒是次要的。

　　追寻快乐经济学

　　和谐是什么？幸福在哪里？千百年来，人类都在追寻开篇就提出的问题答案，可以说，自从人类有了思考能力，便开始了对我们的生存目的以及何为快乐的理性思索。

　　快乐经济学承认收入确实是带来快乐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在基本的需要满足以后，其他因素的重要性就开始凸显。有一首曾经很红的歌《我想去桂林》的歌词至今依然清晰：我想去桂林呀我想去桂林，可是有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钱。我想去桂林呀我想去桂林，可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这样的一种心情，是对快乐经济学最好的诠释与解读——没有钱追逐不了快乐，但只有钱也未必能追逐到快乐。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老早就说过，“财富显然不是我们真正要追求的东西，只是因为它有用或者别的什么理由”。在此，他已经暗示了财富不是幸福与快乐的唯一源泉。

　　快乐经济学促使我们对自己的生存状态和社会发展的传统观点进行反思。一些白领已经试图冲破繁重工作压力，让自己有一些喘息之机。在个体企图突围的同时，GWB(国民幸福指数)风头逐渐赶上GDP(国民生产总值)。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丹尼尔·卡恩曼忙于计量“幸福感指数”，华人经济学家黄有光亦好谈其快乐经济学。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们试图从不同角度构建更精美的模型来论证幸福与和谐的因素构成。

　　这些理论与现实都追赶着我们去追寻快乐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