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五大厂”到“六大国资集团”，嘉兴国企30年的风风雨雨，让经历过的人们总是难以释怀。
由体改办成立时计划经济的“铁板一块”，到市场经济潮涌下2003年的全身而退，再到2004年在全国率先成立地市级国资委，嘉兴国企30年改革，势不可挡、深入人心。
这段由辉煌到衰落再到辉煌的30年轮回之路，嘉兴国企走得从容、刚强，一如这座城市……
“五大厂”记忆
“毛纺厂”退休职工赖惠康对于那个年代的嘉兴国企，有着如此直观的记忆：那时，普通人家是难有浴室的，而嘉兴有浴室的单位也就那么几家，无非是当时的“五大厂”以及少数几家女工较多的厂；凭家属证购票洗澡，俨然成了当时国企职工的一项福利，外人即便有钱也不能享受。
这段连洗澡都贴上了“标签”的岁月，可谓浓缩了改革开放初期嘉兴国企一个时代辉煌的全部。
而生活在那个年代的嘉兴人，对于赖惠康提及的民丰造纸厂、冶金厂、绢纺厂、毛纺厂、永红丝厂（嘉丝联）等国营“五大厂”工人更是高看一等，那些厂里的年轻人找对象都容易许多。
当时，“嘉丝联”大搞企业文化，以其注册商标“金三塔”为名成立时装艺术模特表演团，千挑万选出来的青春靓女配上企业生产的高档真丝内衣，在国内外T型台上款款而行，赚足了世人眼球。1993年，该时装艺术模特表演团更是在全国企业时装模特大赛中荣获团体冠军，后因出演《永不瞑目》而出名的苏瑾就是其中的一名模特。
始建于1958年的“毛纺厂”，是我省创建最早的毛纺企业。那个年代，它不但推动了嘉兴毛纺企业群建立，更是通过创办职工大学等途径，为全省毛纺企业培养技术、管理人才。
直到今天，树影婆娑中，一幢建于上世纪30年代的静谧三层小楼——“民丰之光”陈列馆，还在诉说着另一个大厂曾有的辉煌：生产了第一张国产卷烟纸，生产了国内第一张电容器纸和描图纸，第一批被授予国家一级企业……
而“五大厂”当时一个个辉煌的背后，无不凝结了其革故鼎新的“因子”。从1979年到1984年，先后实行了企业利润留成制度及第一步利改税和第二步利改税，扩大了地方和企业自主权，增强了企业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能力。
1984年7月，嘉兴市委、市政府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一口气制定发布了城镇国营、集体企业“松绑放权”的12个配套政策文件。1986年6月，市委、市政府又发出《关于进一步搞活国营工业企业的若干意见》。
这些文件的相继颁布，使嘉兴国企气象更新：厂长（经理）负责制、厂长（经理）任期目标制、离任厂长（经理）审计制以及一包三改（包利润、改干部任命制为选聘制、改固定工为合同工、改固定工资为浮动工资）等新做法，一时竞相涌现。
1987年6月5日，《嘉兴报》记载了那一刻，当日，民丰造纸厂等7家首批承包经营试点企业的厂长与政府委托的发包方代表正式签订了为期3至4年的承包经营合同，并当场由公证处进行了公证。自此，揭开了全市企业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序幕。
由于承包制以经济合同的形式明确了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使企业既有压力又有动力，激励企业增产增收，努力提高经济效益。据统计，全市预算内工业企业承包前3年（1984年至1986年）共实现利税8.08亿元，平均年递增6.9%；承包后3年（1987年至1989年）共实现利税10.65亿元，年均递增9.6%，比承包前提高2.7个百分点。
而这次将城市改革作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嘉兴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初步形成。在1988年全市工业总产值中，全民经济占24.4%，城乡集体经济占68.5%，其他多种经济成分占7.1%。
工业，无疑是一个国家、一座城市强盛的基础，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我们不得不承认，正是那个年代嘉兴国企的渐进式改革以及创造的无数次“第一”，最终成就了撤地建市25年后嘉兴工业的繁荣昌盛——从国企分流出的生产要素，如蒲公英的种子一般，优化组合后繁衍成许多新的充满活力的企业力量。
比如，发端于“毛纺厂”的人力、技术等资源优势，嘉兴日后形成了洪合、濮院羊毛衫市场以及一个羊毛衫产业集群；发端于“冶金厂”的机械制造优势，如今的嘉冶机械创业中心已集聚起90余家大大小小的机械制造企业……
很显然，这是一段永远不会褪色的记忆。
然而，历史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为嘉兴做出了诸多贡献的大部分国企突然像一个负重前行的老人，显现出设备陈旧、工艺落后、经营机制僵化、生产效率低下、社会负担沉重的通病。
其实，彼时的厂长（经理）负责制也好，承包制也罢，终究没有跳出国企由于产权制度不清晰，企业资产与企业经营管理者关联度不高的窠臼。嘉兴国企改革，唯有触动“产权”这根中枢神经，才能让其释放真正的活力。
“‘五大厂’在计划经济下它不愁没有任务就愁干不出来，因为资金国家拨款、任务上面安排、材料统一调拨，落实到企业，干出来就行，而一到市场经济，面对要自己去揽活，还得与小厂竞争，首先是不适应，其后则是深层次的产权制约。”赖惠康坦陈，正因为此种束缚，到了上世纪末，嘉兴国企已面临四分之三企业亏损的困局，而他所在的企业更是陷入了严重的困境。
疾风骤雨的前夜
时钟定格在了1997年。这一年6月，国内以“产权改革”闻名的陈光，从山东县级市——诸城市委书记位置上调任菏泽地委副书记、行署副专员（半年后即被任命为专员），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当时决策层对其国企改制模式的肯定。
而影像中的1997年，嘉兴马月英所在的嘉兴丝绸服装厂已由“红火”时的年均80%盈利增速，下滑至年利润10万元以下，举步维艰；同是这一年，朱善忠所在的嘉兴麂皮厂虽是全国同行业生产规模最大和经济效益最佳的龙头企业，但资产负债率高、社会负担重、运行机制不畅等病灶也不同程度地显现。
然而，正是这一年，注定了马月英、朱善忠两人及两家企业日后不同语境之下，殊途同归的深刻变化。
是年，党的十五大吹响了“国企改革攻坚战”的号角，十五大期间，《中国经济时报》关于国企改革的通栏文章《可以，可以，也可以》，正是这种氛围的概括。自此，中国各中心城市和各省相继表示了告别“国有独资”的决心，许多省市相继宣布“今后不再搞国有独资企业”。
始于这一年，嘉兴紧紧抓住了被列入全国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的机遇，加大产权制度改革力度，进一步优化企业的资本结构和组织结构，有策略地采取了“靓女先嫁”、“好苹果先吃”的手段，优质国有资产率先得到重组，并以重组产生的效应带动后来者。
市国资委有研究文章指出，市级列入优化资本结构试点计划的26家企业中，实施破产8家、兼并10家、减员增效8家，共核销银行呆账、坏账6.66亿元，分流安置企业富余人员和离退休人员1.03万人，较好地缓解了国企债务重、负担重、人员多的困难，提高了企业市场竞争力。
同时，一批实力强、效益好的企业以资本为纽带，输出产品、技术、管理要素，进行联合、收购、控股，激发企业活力，截至2002年，全市共实施兼并30多家、破产解体160多家企业，通过生产要素的整合重组，盘活存量资产数十亿元。
“尽管此前也有诸如股份制改革，但1997年显然有着指标意义，之后，嘉兴国企改革真正进入了行政推动阶段。”民丰集团副董事长、时任市总工会负责人的孙陵仍清楚记得，这一年，他作为政府改制指导组成员，深入物资集团公司开展宣传、发动工作。而以这样的身份下到企业，孙陵一干就是好些年。
然而，产权改革必然伴随着巨大的阵痛。2000年底，法院旁听席上，一些人紧捂嘴巴，身体前倾，表情痛苦；有人更是失声痛哭……“绢纺厂”宣布正式破产，这意味着在这家大厂干了几十年的4000多名职工一下要“走”掉3000来人。
这无异于一场突然来袭的疾风骤雨。“走”掉的今后怎么办？留下的命运又将如何？都是个未知数。 这么多年过去了，虽然其间像赖惠康一样的不少人随城乡就业社保体系的不断建立、健全，经历了身份的几重变换，或提前退休，或换个单位再上岗、再创业，但他们仍不能忘却那场阵痛，这是发自内心的一种疼痛——它打破了当时人们心中的固有思维：国企也并不是坚不可摧，“铁饭碗”原来并不铁。
而历史同样成就了像马月英、朱善忠这样的人物。在1997年开启的嘉兴国企改革宏大图景下，1998年8月1日，“嘉兴麂皮厂”这个称呼突然开始作为历史陈列进入“博物馆”，其全部国有资产被整体购买，取而代之的是公司制企业——浙江禾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资料显示，新公司总股本2116万元，股本构成：由发起人各自认购股份构成股本总额的100%，朱善忠等235名职工股为1244.6万股，占总股本58.2%；其他4名社会自然人持871.4万股，占总股本41.18%；总计2116万股。
第二年同月，在亏损中挣扎的马月英等8人毅然掏出自己多年的积蓄或向亲戚朋友借贷，宣布重组改革，组建有限责任公司——嘉兴市越新服装有限公司。
对马月英、朱善忠而言，这并非一次由“厂长”到“总经理”、“董事长”的简单身份转换，其身后迸发的是：“越新服装”企业总资产由改制时的1500万元提高至现在的3000多万元，短期贷款由改制时的1120万元到现在的零贷款；“禾欣实业”规模持续扩大，目前已步入借助资本运营稳健发展的轨道。
日后，“禾欣实业”在评价那场当时令许多干部职工难以理解的变革时，对于“产权”显然有着深入的解读：改制过程中，在存量经营性国有资产转让给企业经营者和职工的同时，以存量引增量，吸收了台湾、温州、晋江的原料供应商和产品销售商4人入股，占总股本41.18%，企业规模得以扩大，并实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以资本为纽带，把各方投资者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更添活力。
而10年后，马月英将当时自己的那份毅然，归结为逼出来的改革，“亏损面三分之二以上，已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
“深水”作业期
涅槃一直在持续。新世纪头5年，嘉兴国资进一步加大了退出竞争性领域的力度，对全市改制后还有较大国有成分、国有控股参股的127家企业又进行了股本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与此同时，还加大了以商贸流通企业等城镇集体企业为主的中小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促使企业构筑适应市场竞争的微观机制。到2005年底，全市计划内1056家传统体制下的国有、城镇集体企业通过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兼并、破产等多种形式实施改革，改制面达到96%以上。
而同在这个时期，来自于政策层面的变动，于嘉兴国企改革而言更有着极强的指向意义。2003年，延续了23年体改之路的体改办撤销，宣告市场经济在嘉兴已经深入人心；2004年，嘉兴又在全国率先成立地市级国资委，强调通过“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进一步突出国企在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上的改革。
在此理念指导下，新时期，嘉兴一方面按照“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和“做大做强”的原则，加大对市级国有资产的整合重组力度，去年，市本级“六大国资集团”完成整合，同时对其二级承资公司实施收缩战略，整合成65家。
另一方面则强化监管：明确监管范围，根据市级国有资产的实际情况，把经营性资产及行政事业性单位中明确为经营性的资产作为首批监管对象，予以重点监管；在坚持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了有关政府职能部门联系各国资营运公司的工作制度，对国资营运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按干部管理权限实行分类管理，充分调动有关各方的积极性。
特别应该提及的是，其实施的国资营运公司“三三制”原则，在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上，坚持内部董事3个、独立董事3个、非执行董事3个，更是实现了内部与外部监管的结合。
种种迹象表明，嘉兴国企逐步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国有资本已经呈现向现代服务业、公用事业、高科技产业等城市基础设施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的态势，这些行业恰恰都具有资本密集性、市场化程度低的特点，无一不是嘉兴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中的“瓶颈”。有统计显示，目前，嘉兴八成国有资本投向了基础设施行业。
而通过以“产权”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嘉兴国有经济比重从2003年的最低点逐步回升。2003年，嘉兴国有经济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的比重为2.7%，到2005年，该比重上升至7.1%；2006年，纳入监管范围的市属国资营运公司法人单位经营的国有资产总量已达410.3亿元，比2005年增长了16.67%，到今年9月，这个数字更是上涨至573.6亿元。
正因为有了涅槃之后的再度辉煌，原来如“五大厂”般对于国企职工的人文关怀，在“六大国资集团”得以重新回归：企业经营管理者开始把更多时间放在了从科学发展观角度考虑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最大的民生投入……
“人本管理让每位员工都知道化解企业风险，他们会从手中的每一件活做起。”加西贝拉压缩机有限公司总经理朱金松——被人称为常青的国企厂长，可谓一语道破了国企人文回归的“天机”。
而这时的赖惠康则喜欢参加一些纪念“五大厂”工业文化的活动，置身于这些活动与记忆符号中，他总会重新认识那段如歌的岁月，那个曾经火热的年代。
（市国资委副调研员，财政、金融经济师杜守嘉对本文亦有重大贡献，谨致谢意。）
上世纪90年代，国营濮院丝厂生产的白长丝在全国部优产品抽查中获得三连冠，企业员工格外兴奋。 ■摄影 苏惠民
上世纪80年代的第二毛纺厂。■摄影 王友生
作为“五大厂”之一的冶金厂，曾经拥有过令其员工自豪的辉煌。 ■杜镜宣提供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作为一名国营企业的员工,在年底被评为先进是一件开心和骄傲的事。■摄影 苏惠民
“金三塔”的模特在表演。 ■摄影 王友生
2000年6月15日，民丰特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民丰提供
1986年3月29日，建国路五芳斋门店开业。 ■摄影 王友生
出于环保的原因，上世纪80年代曾给民丰带来不少效益的水泥厂，到了90年代被关停。■民丰提供
现在的加西贝拉。 ■摄影 陈 慧
原嘉兴毛条厂。 ■杜镜宣提供
如今的嘉冶机械创业中心已集聚起90余家大大小小的机械制造企业。■嘉冶机械创业中心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