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的嘉兴是“天下粮仓”，1998年的嘉兴是轻纺重地，2006年的嘉兴是机电重城，2008年的嘉兴开始谋划长三角生产性服务业中心的大局。

　　 30年的经济结构调整也许无法概括嘉兴经济的全貌，但“以工补农”、“工业立市”和“新型工业化城市”的口号变迁，分明浓缩了一段改革开放史、一座城市的经济飞跃史：从上世纪70年代的“一、二、三”转为如今的“二、一、三”，再到规划中的“三、二、一”，嘉兴的三次产业竞相发展，经济不断优化，推动古老的水乡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飞跃。

　　 1984: 边缘突破

　　 在30年改革开放史上，1984年是一个充满起点感的新阶段。邓小平第一次视察南方，王石、张瑞敏、柳传志们迈出创业的第一步，福建国企发出第一声松绑的呼吁，“乡镇企业”第一次成为中国经济史专有名词，上海飞乐发行第一只股票，“下海”第一次成了大江南北时尚的民间词汇……

　　 对于曾先后担任过嘉兴市工业副市长的姚金林和赵冰而言，这个春天开始，海鸥电扇、益友冰箱第一次成了比五芳斋粽子更吸引上海人的紧俏货。

　　 虽然已时隔多年，赵冰还清楚地记得，改革开放之初，古有“天下粮仓”之称的嘉兴“民风淳朴、淡于经商”。1978年，嘉兴国民生产总值中三次产业结构为50%、33%和17%，农业占据了经济的半壁江山。

　　 1979年，听到改革前哨的工业思变欲望开始边缘突破，城乡间一时暗流涌动。“老农机”朱德官带着4名电机师傅，照着从轮船上拆下来的“洋冰箱”，敲敲打打做成了第一台吸收式“雪山”牌冰箱，后改名“益友”牌；在王店机床厂，一个脱身于街道企业的电扇车间里，工人们用从上海拿回的边角料拼装出了“海鸥”牌电扇……

　　 当大大小小的国有、集体甚至社队企业“叮叮当当”敲打声一片时，当时的村、镇、县三级领导干部面临新的选择：继续以农为纲还是大力发展工业？在姚金林的记忆中，刚刚与湖州分家的粮仓嘉兴，在全国率先提出了“以工补农”的决策，首届市委上任后的第一任务就是发展工业。全市先后投入3.7亿元用于纺织、丝绸、电子等行业的研发。

　　 1983年，嘉兴国民生产总值中三次产业结构为36%、44.9%和19.1%。嘉兴工业经济总量仅居杭州、绍兴之后列全省第三位。“船小好掉头”的集体小型轻工业先行，遍布城乡的国有、集体、个体工业经济迎来了蓬勃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第二年，“嘉兴市日用工业品展销会”在上海展览馆开幕。海鸥电扇、皇冠灯具、益友冰箱、大雁自行车等轻工产品一登场，就大受上海市民欢迎，被《解放日报》等媒体称为“四大名旦”。1985年的《经济日报》则直接将嘉兴益友与广州万宝、上海水仙等十个品牌列为当年北京市场最受欢迎的家电产品。著名财经记者吴晓波甚至因此认为，它们是中国家电业的第一批名牌产品（参见《激荡三十年》第146页）。

　　 “四大名旦”的红极一时，足以让刚刚升任嘉兴化工厂厂长的刘勇印象深刻。1986年，这家32年的老国企第一次掀起经济指标连年上台阶的高潮。同期，嘉兴绢纺厂和民丰造纸厂分别生产的红梅牌绢丝和船牌书写纸蜚声国际市场。

　　 当村镇街边的“名旦”、“花旦”、“小旦”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以“五大厂”为代表的国有经济仍占了当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37.5%。然而，经营意识缺乏、负担沉重、运营成本高，使大部分国企在面对未来乡镇企业“猴性十足”的异军突起时，难显“虎威”。

　　 进入工业化初创期后，经济结构调整需要什么样的新力量？是负担沉重的国有企业，“资”、“社”不明的乡镇企业，还是尚处于萌芽阶段的个私经济？时任市委书记庄洪泽、市长周洪昌、副市长赵冰为此曾带队三上苏南、温州、台州等地参观学习。

　　 “一切凭票的紧缺时代，只是使嘉兴以生活消费品为主的轻工业生产得到了充分发展。”赵冰认为，“四大名旦”红极一时，但技术含量低、生命周期短，不足以承担起推动工业经济优化的重任。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嘉兴无论市区还是五县（市），都需要工业经济体制内的边缘突破，释放更有生命力的经济细胞。苏南乡镇企业的引力，温台个私经济的活力，浦东外贸经济的辐射力，给即将构筑多元生产力结构的嘉兴提供了不同历史时期融会贯通、各取所长的极好参照。

　　 1984年，对于正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的嘉兴而言，还有几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不容忽视。

　　 在自上而下的“春潮”涌动中，那一年7月，市政府的三步“快棋”定下了未来十几年内经济结构的大局: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研究发展乡镇企业问题，鼓励城镇集体工业经济加快发展。

　　 大批小型轻纺企业在乡间的萌芽，引发了嘉兴工业对农业的边缘突破；这与25年后，后工业化时代的嘉兴农业的再度突破，又形成了怎样的一番“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