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警无微不至地关心社区老人。

　　 嘉兴警方对收缴的枪支进行销毁。

　　 1991年，市公安局民警参加太浦河工程劳动。

　　 1985年，民警列队训练。

　　 1984年，民警将录音机发还给失主。

　　 计划经济体制下，人员的流动受到严格限制，百姓的生活比较单一，社会相对处于静的状态。

　　 1978年之前，嘉兴城区只有3个派出所：建设、南湖与解放。

　　 “我在南湖派出所当民警时，所里一年处理的案件也就十多起，大多是些偷盗类的。比如，偷一条18元的裤子，就够得上立案；两个人打架打到鼻子出血，就已经是很严重的情况了。”从警30多年、曾担任嘉兴市公安局领导的蒋光明向记者回忆了上世纪70年代的治安状况。

　　 那时，无论城里乡下、邻里之间都相互熟悉。谁家来了客人、谁跟谁吵架了，附近的住家都知道。“老百姓住的都是自住房，城里的居民区格局就像大宅院，同一个门牌号却住着好几户人家。老百姓比较喜欢串门。我们民警只要在院子里坐上一天，这条街上有什么新情况就全知道了。”市区一位老民警说，不偷、不抢、不打架，是那个年代政法部门对“平安”两字的注解。

　　 历史用自己的逻辑讲故事，在新的一轮朝阳升起之前，没有人能精准地预料明天。

　　 改革开放带来了空前的社会变革，也给维护治安秩序和社会稳定带来了新情况、新问题。之后，嘉兴的政法队伍不断壮大，维护“平安”的任务不断加重。进入21世纪，面对日益错综复杂的维稳局势，嘉兴开始把“平安”放到整体社会环境中去考量。

　　 2004年，浙江省委作出了建设“平安浙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决策，提出了“大平安”这一新理念，归纳出确保社会政治稳定、治安状况良好、经济运行稳健、安全生产状况稳定好转、社会公共安全和人民安居乐业在内的“六个确保”。我省对“平安”的新注解，给各地平安工程打造树立了新航标。

　　 同年，嘉兴市委作出建设“平安嘉兴”的决定，并把平安工作纳入了各级各部门领导的目标责任制考核。一个“党委总揽全局、部门各负其责、群众广泛参与、全社会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在全市悄然形成了。

　　 而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前沿防线，一个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基层政权组织为基础、基层政法单位为骨干、群防群治组织为依托的基层综治组织网络，日益健全完善。

　　 积“小安”，方能成“大安”。现任秀洲区王店镇凤珍村村支书的魏云龙，曾在村治保主任的位子上干了近10年。从“小平安”到“大平安”，他明显地感到肩头的责任加重了：“以前，一说到‘平安’就等同于‘治安’，是归村治保主任操心的事。但现在不同了，‘平安’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是党支部书记亲自抓的大事。”今年10月，该村一家开了3年的塑料制品生产企业终于停产关闭了，因这家污染企业导致的蚕宝宝中毒事件，曾在凤珍村村民中引发很大风波。

　　 “平安就是经济效益。”在嘉兴，民营企业主们深刻地领会了这句话的真谛。前些年，随着民营企业的壮大，企业劳资纠纷、外来员工犯罪案件呈多发态势，给当地治安和社会稳定造成不小的压力。

　　 2005年初，嘉兴率先尝试“综治进民企”，将调处化解、治安防控、法律服务、预防犯罪、平安创建等内容引入民营企业内部。起初，市场意识浓厚的民企老总们对这一做法十分不解：“我管好企业生产和市场销路就行，干嘛还要做矛盾调解、法制宣传等这些分外事呢？”

　　 一年之后，老总们惊喜地发现，“综治进民企”有了意外收获：员工综合素质提高了，干劲更足了，比学赶超的氛围更浓了，为企业发展献计献策的多了。“综治进民企”举措推出后，政府、企业、职工获得了“多赢”：企业主参与社会管理的自觉性增强了，企业员工的综合素质提高了，企业与员工、员工与员工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洽了，促进了企业的稳定和发展。像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因为一名员工的“金点子”，每年节约成本980多万元。

　　 目前，全市400人以上的规模民营企业中，“综治进民企”工作覆盖率达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