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当代作家评论》杂志已成为海内外知名的文学批评杂志。一家省级刊物能够引起海内外研究者的反响，能够成为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权威期刊，引人关注，研究其中的现象，对于繁荣文学创作和文艺批评，对于地方文学出版界提高办刊水平，都有很多启示。

　　《当代作家评论》主编林建法介绍说，虽然地处辽宁，但是他们并不把眼光仅仅放在家门口，相反一开始就把办刊的眼光放在全国，甚至全世界。文学批评要跟上时代的脚步，要与文学创作一同前进，准确地把握文坛思潮，敏锐地捕捉当代文学的每一个变化是关键。

　　自创刊以来，《当代作家评论》没有漏掉任何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作家和重要作品，汪曾祺、林斤澜、王蒙、莫言、贾平凹、阎连科、韩少功、张承志、张炜、李锐、史铁生、王安忆、铁凝、范小青、尤凤伟、余华、苏童、格非、李洱、迟子建等人，每一新著的问世都有它关注的目光。林建法介绍说，把握文学主流，关注新人发展，并不等于做赶潮流的风向标，《当代作家评论》在这一点上表现出了成熟的严肃的学术杂志的可贵品质，是这份杂志获得成功的另一因素。在风云变幻的当代文坛中，它始终保持着自己独立的声音，无论是当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废都》、《白鹿原》，还是后来的《马桥词典》，《当代作家评论》从不人云亦云，他们着眼的不是那些文坛新闻和官司，而是老老实实的学术研究，为当代文坛营造清洁的空气。比如，在余秋雨的《文化苦旅》走红的时候，大小报刊好评如潮，到了1999年有人开始批评余秋雨的时候，许多报刊又迫不

　　及待地要与余划清界限。然而，翻开《当代作家评论》便知道，早在1995年初，他们就刊发过“余秋雨散文评论小辑”，这里既有肯定的文章，也有不同的见解。2000年，他们再度推出了“余秋雨评论小辑”的时候，并没有跟风倒余，而是从文学发展的高度对余秋雨的创作得失作出中肯的评价，与那些不分青红皂白的“酷评”相比，他们的评论更客观，更实事求是，更有自己的立场。正因为如此，它在读者和文学工作者心中才更有分量。

　　据了解，著名作家王蒙曾说过：“当代文坛不能没有《当代作家评论》”；著名作家张炜也说过，过去我们写小说的不太关注文学评论，是《当代作家评论》这份杂志让我们越来越关注文学评论。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思和教授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告诉记者：“很少有哪个刊物像《当代作家评论》那样与当代中国文化脉络结合得这么好。当一些世俗的东西威胁着纯文学事业的时候，许多学术刊物不得不走向所谓的白领化、趣味化、感性化的道路，然而《当代作家评论》却越来越走向学术，近年来它所设的栏目直接通向学院，办得生气勃勃。”

　　对此，陈建功也认为，这个杂志是当代中国文学界公认的批评重镇。“可以说，他们所做的大量的启人深思、具有引领意义的、富有深远影响的建设性工作，博得了海内外文学界和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充分肯定和热情的赞誉。一本杂志，凝聚了如此巨大的学术力量和精神力量，特别是能持久地坚守人文、高雅、创新的文学标准和美学尺度，这的确让我们对它肃然起敬，满怀敬畏。”

　　仍需提升的文学批评

　　在当前中国的诗歌、小说、散文等文学受到商业化、娱乐化、网络化的严峻挑战和强烈冲击下，对文学能产生互动、提升作用的文学批评的状况，成为会场上下人们关注的话题。

　　一些人在肯定一批文学批评家对促进中国文学发展作出的积极贡献的同时，对当下中国文学批评一些不良风气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缺少独立思考，人云亦云”、“不碍世情不伤友情”、“红包批评”、“人情批评”、“严重丧失公信力、影响力”……

　　一直以来，很多重要的文学期刊在把小说作为重头戏的同时，都很重视理论批评对刊物的提升作用，均愿拿出相当篇幅，用以关注文学的理论创新问题和与文学思潮有关的话题。比如《北京文学》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组织了“伪现代派”、“我们要好看的小说”、“断裂”等批评论争。很多文学期刊都有这方面成功的经验。一本文学刊物发表理论批评文章的深度和锐度，一定会提升刊物的品位和高度。

　　然而，近年来，文学批评的情况似乎不容乐观。全国虽有几家专业的文学批评杂志办得相当有活力，如《当代作家评论》集合了一批最优秀的文学批评家，敏锐把握行进中的文学发展动态，关注作家创作文本研究，发表了一批代表我国现阶段文学批评最高水平的文章，但其影响力仅局限在业内。而有些专业批评杂志干脆沦为职称晋升的工具，自产自销自购，几无影响力。

　　另一方面，文学批评不仅在综合性报纸媒体上早已被书评所代替，即使在文学期刊中，也不似以前被重视。全国文学期刊虽号称有八百多种，但真正有些影响的，不过数十种。这几十种比较有影响的文学期刊中，尤其是几种发行量稍大的文学期刊，有相当一批只有作品栏目而没有固定的理论批评栏目。有些虽设了评论栏目，内容还是大文化的，包括史传等。纯粹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尤其是有分量的文学理论批评文章，少之又少。

　　《北京文学》名誉社长、《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主编章德宁尖锐指出：在社会公共领域，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批评而不是媒体批评的影响力已越来越小。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与一些办刊人的认识有关，与市场压力有关，也与我们的批评环境有关，更与批评界的不良风气有关：缺少独立思考，人云亦云。所谓批评，不碍世情不伤友情，自甘平庸。原创精神缺失，生吞活剥，卖弄国外理论，严重脱离我国当代文学实际，把作家创作当成阐释自己理论的例子。令人生厌，缺少科学的治学精神，无暇关注具体文本，隔靴搔痒，不着边际。作品不看完就吹捧，使人生疑。文风充满八股气与书斋式的自语，干涩沉闷，呆板平淡，催人欲睡。至于那些毫无真诚可言的红包批评、人情批评，距真正的文学批评精神已相去甚远，只能遭人唾弃，文学批评丧失了公信力，也就同时失去了影响力。

　　不仅如此，文学批评与创作的疏离状态，也相当严重。西北大学教授杨乐生指出，有人说，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像火车的双轨，这话固然不错，但这双轨不能永远是并立而行，它们之间是一种互相影响、相互提升的关系。有时两条“轨”需要碰在一个点上，要有点撞击，有点共鸣，有点互动。现在这钢轨有问题，批评这条“轨”有些弱，像弱势群体。要让火车平衡地走下去，批评之“轨”要强硬起来。文学评论家张学昕教授认为，人们期待我们的文学批评被伟大的作品所照亮，同时批评也能照亮作家携带着作品走来的那条道路。

　　作家余华在长篇小说《兄弟》的后记中写道：“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四百年间的动荡万变浓缩在了四十年之中，这是弥足珍贵的经历。”在这样一个时代，文学该如何走？

　　这次温州论坛将给文坛留下长久的记忆。与会者认为，我们的作家、批评家与文学期刊应当共同创造一个开放、自由、民主、善良、坦诚、充满大爱的文学环境，才能形成良性互动。人们有理由对文学有更高的期待，人们有理由对作家和批评家有更高的期待。这需要智慧和才情，更需要勇气、良知和担当精神，甚至需要牺牲精神。一大批为纯正的艺术而写作，为精神为明天而写作的作家、批评家，一大批离功利远、离良知近的作家、批评家，是文坛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