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海盐衬衫总厂厂长 步鑫生
[禾商志] 他是祖上承制过清朝官宦、商贾的花衫旗袍的裁缝世家后代，却用祖传的一把剪刀剪开了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他曾是中国改革史上最耀眼的一颗明星，却又最终陨落，经历了免职、离乡、再创业的坎坷人生；站在30年的改革节点上，当年那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已年过古稀，但激情并未全退，他对改革深信不疑，就如对自己那段峥嵘岁月的一往情深。他是“对话禾商”栏目至今唯一一个没有专家点评的人物，因为他强调说这30年来世人的评说已太多，历史会给自己一个公平的评判。
■策划主持 徐玲英 采访整理 朱丹 摄影 袁培德 通讯员 马毓莉 林 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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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者应无私无畏、问心无愧
主持人：改革开放30年，嘉兴为全国贡献了很多改革的经验，这其中，步鑫生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名字。当年他用一把剪刀剪开了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成为中国改革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今天“对话禾商”站在改革30年的节点上，近距离地对话步鑫生，了解30年改革在初始阶段曾有过的曲折经历，了解当年一个小裁缝是如何因缘际会成为改革的急先锋。坐在我旁边的步老今年已76岁了，却依然精神矍铄，只是比过去多了份闲适与清静。
想先问问步老，现在你还会不会经常回望过去的那段历史？
步鑫生：30年了，不堪回首。现在是不让你改革你自己也要改革，但在那个年代，要打破固定工资，打破大锅饭，打破劳保福利，这些都有条条框框的，谈何容易啊。
主持人：为何“不堪回首”？就因为当时你的改革在打破这些条条框框时受人诟病？诟病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步鑫生：那时候条条框框框得很死，每走一步都很艰难。比如说客户来了要招待，我搞三菜一汤，现在看看三菜一汤是很正常的事情，但那时候不行啊，招待费属于违反纪律的。比如我要在厂里搞企业文化，搞厂徽、厂歌、厂庆、厂服。人家就告状说：国家有国歌，哪来的厂歌，国家有国庆，哪里来的厂庆。再比如说我搞花园工厂，花了几千块钱，在大门口种了6棵龙柏树，厂区里各式各样的花一年四季都有。人家又去告状，说步鑫生搞资产阶级的一套。我还搞了一个150平方米的接待室，样品间都是自动的，按钮一按，陈列室门自动打开，五颜六色的灯光跳动。客户一看，这个接待室真现代化。他们又说我浪费，甚至有领导说，这种东西要来干什么呀，把它关掉！
主持人：早在1981年时，你就在厂里提出了“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的奖金分配制度，打破“大锅饭”。而且，将做得不好的工人给予辞退，彻底打破了国营企业工人“铁饭碗”的习惯。你共辞退过多少名工人？当时这些改革措施的灵感来自哪里？
步鑫生：我真正改革是从1978年开始的，但那时我并不知道自己做的事情就是改革。就拿奖金制来说吧，原来都是固定工资，进厂做学徒工两年，两年之后转试用工，再一级工、二级工、三级工……但衬衫是流水化生产，有的学徒没有转正，干活已经很熟练了。那我想不行，我要提高产量，搞超产奖，叫实超实奖，实欠实赔，超多少奖多少，缺多少赔多少。我脑子里只要对国家有利，对企业有利，对职工有利，就大胆干。那些红头文件合法，但不合理，所以我必须要打破它。
主持人：在你出任厂长之前，这个厂还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效益不太好的红星服装厂，但在你的领导下没几年就焕发出生机，这都是因为你推行了这套“合理不合法”的改革所取得的成效？
步鑫生：这个厂是在1956年合作化的时候组建的，是个只有60多人的小集体。从1956年到1974年的18年，企业已经僵化了，没有激励，没有厂房，没有设备，没有劳保。1974年我开始动脑筋了，经过调查，我发现浙江、江苏没有专业衬衫厂。我就提出来搞专业衬衫厂。1974年我就开始到上海去参观。当时上海有7家专业衬衫厂。回来之后，我再带了4个人去学习，就看他们怎么管理，呆了几个礼拜，回来后就开始试制产品。做到1976年，开始有大批学徒进来，一年进一批学徒，每收一批学徒就送去上海学习，一批学徒回来就发展一个车间。
1976年还在帮人家上海贴牌，1978年开始就做自己的牌子了，“双燕”牌。到1980年，我们开始自己培训职工，同年造了新的厂房。“双燕”牌是最早打入上海市场的外地衬衫品牌。
主持人：你一个小镇上的衬衫品牌要进上海市场不容易啊。
步鑫生：外地服装进到上海市场，我们是第一家。1981年，我们在上海淮海路嵩山电影院上面做了一个大型的霓虹灯广告。其实那时我们创造了几十个集体企业的全国第一：譬如搞企业宗旨全国第一，搞治厂精神全国第一，搞厂庆厂服厂歌全国第一，搞时装表演队全国第一。
主持人：说起你的改革，1983年肯定是个非常关键的年份，因为那时候《人民日报》有史以来第一次为集体企业的一个厂长写了一篇专门的通讯——《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这篇报道你是当天看到的，还是别人看到后传给你的？还记得你成为全国典型时的心情吗？
步鑫生：真正报道海盐衬衫总厂，最早的还是《浙江日报》，1983年4月26日，《一个企业家的歌》。在写这篇报道之前，《浙江日报》的吴尧民社长听到社会上对海盐衬衫总厂的争议持续了好多年，于是专门到我们厂里来看，回去后安排三个人，江坪、周荣新、陈冠柏来边了解边写，《浙江日报》整版报道。报道以后又发了一个评论员文章，说“步鑫生是一个改革者，我们必须要支持，要千千万万个像步鑫生这样的厂长”。“改革者”三个字我是第一次见到，也是第一次听说，我只晓得土话说要破旧立新，要有新的办法。接下去，《浙江日报》又发了两个报道，一个是报道海盐衬衫总厂在厦门搞联合企业；还有就是11月11日报道厂庆，厂庆时还专门在上海租了辆皇冠牌轿车用来接送客户，月租金3000元。
主持人：租一辆轿车一个月3000元，那时候一件衬衫卖多少钱？
步鑫生：一件衬衫只卖十二三块，每件衬衫利润基本上在8角。效益最好时候，是1981年广交会，我同香港客户谈了一批涤纶，涤纶那时候最时髦了，做男衬衫嘛，我订了19万米。之后我推出“双燕”牌，那个时候市场上涤纶不大有的，这里面我们挣了一大笔钱。这说明做贴牌加工很苦，凡是做贴牌的，饿么饿不死，发么发不了。所以不能做贴牌，一定要创牌子，创了牌子价格自己定。
主持人：尽管《浙江日报》将你定性为一个改革者，但是当时政府层面某些官员，还有其他一些媒体对你还是有很多争论，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说法，对不对？
步鑫生：对。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曾对海盐衬衫总厂作出两次批示，一次是在《人民日报》发了《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后。另一个批示是人家告我步鑫生四十条罪状，把步鑫生说成是一个独断专行的厂长，告到了中央。中央派调查组来调查，调查到第三天，中央精神来了，肯定这是改革。这些冲突与争论，现在看来很正常，实际上呢也是观念的碰撞，我们没有私人恩怨。
主持人：那时候有这么多的声音，当地政府也有不同的争议，作为你自己来说，有没有犹豫？
步鑫生：争议当然多，我步鑫生开除了三四个工人，当时是不允许的。但是我认为这对企业发展有利。你只要想，当时我这个厂穷得来，就只有几台老爷设备，没有厂房没有劳保福利也没有工会，没有人来管，没有人说不好。我企业发展了，千奇百怪的事情都来了。像我改劳保福利，1982年我们县里一位副书记写了个条子托人给我，我一看，他说“劳保福利、固定工资都是国家红头文件规定的，要改回去”。我当场把条子撕掉了。什么改回去，工资发不出你来发？所以我这个人的性格呢，只认理，吃软不吃硬的。你要是跟我拍桌子，我就是不买你的账。
主持人：回过头去看，1988年的时候，当海盐衬衫总厂陷入困境，你的处境也陷入困境时，如果服一下软，承认一下“错误”，从一个改革急先锋到被免职厂长这样的人生命运是否就可避免？
步鑫生：我个人没有错误。西装生产线的错误上马是人为造成的，我步鑫生问心无愧。所以改革者，只要你无私无畏，问心无愧，什么都不用怕。
当年曾有人问我，步厂长你有没有后台？我说我最大的后台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精神是我的后台。那人又问我，我们做厂长的改革具体怎么操作法？我说，你当厂长，就要把束缚生产力的，束缚职工积极性的那些条条框框都打破。标准就是要对国家有利，对集体有利，对职工有利。
改革开放30年来，事实证明改革得人心，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过去30年靠改革，今后还是要靠改革。
时代选择了我，媒体也选择了我
主持人：你是1983年开始受到媒体的持续关注的，一直到1988年因为企业经营的情况再次受到媒体关注，每次当改革发展到一定的历史节点，如20年或者30年，你都会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的人物，这些记者有因为报道你而成为你朋友的，也因为报道的原因跟你有了隔阂。这大半辈子你几乎都在媒体的关注下，对于你的人生而言，甚至可以说是成也媒体、败也媒体。
步鑫生：这也许是命运吧。我那时候搞企业、搞创新、破除一些旧的东西，不是为了自己出名。那个年代的厂长都很卖力，不光我这个厂长，都拼命在干，但为什么干不好呢？真正原因在于体制。因为我从小是做裁缝的，爱好这一行，我想行行出状元，做一行就要爱一行，必须要做好，做好就得打破那些条条框框。所以是时代选择了我，同样媒体也选择了我。成败不是在于媒体，一些缺乏新闻道德的记者属于个别。
主持人：1984年的秋天，你创办年产30万套西装厂的报告获得中央的批准，投资达到80万美元。这个西装厂被后来很多研究“步鑫生现象”的学者认为是你失败的开始，你同意这个观点吗？
步鑫生：我步鑫生没有失败，如果一定说失败的话，那应是某些人头脑发热的失败。
这里有历史的原因。我不愿意搞西装，一会儿叫我小搞搞，一会儿叫我搞全国最大的，最后说是厂子已资不抵债，那么这个“资不抵债”应该是政企不分造成的资不抵债，这也是当年改革还不彻底的结果。厂房建好了，“西装热”过去了，当时头脑发热的人不但未承担责任，反而倒打了一耙。
主持人：但是在全国形成改革的共识和高潮后，你却离开了海盐，当年你是否是带着仇恨、带着不满离开的。后来你又辗转于北京、辽宁、秦皇岛、上海，其间，还经历了两次重新创业，是否吃了很多苦？
步鑫生：不是不满，是愤怒。
没有，我不管到哪里，当地领导都支持我，因为他们知道步鑫生虽然性格倔强，但是干干净净、正正派派做人。好多企业家还写信鼓励我，支持我。但是我离开后，我不到好的企业去，我专门选择快倒闭的企业，把它们重新立起来。譬如1990年到辽宁盘锦时，当地很多记者问我，你千里迢迢到辽宁来，专门到快倒闭的企业，你图什么？我说我不图名不图利，我要在最差的企业创出牌子来，我就是要争气，体现步鑫生的人生价值。他们又问我几岁了？我说我步鑫生生理上59岁，心理上38岁。
30年改革史，百年步家裁缝店
主持人：问你一个个人的问题，如果不是时代选择了你，作为一个出生于裁缝世家的传人，你是否会成为一个靠手艺吃饭的裁缝名家？
步鑫生：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衬衫总厂的前身——步家裁缝店100周年。我从小就学裁缝，步家人都是做裁缝的。我9岁时父亲去世，当时我最大的哥哥16岁，第二个哥哥15岁，一个到上海南京路，一个到上海霞飞路，一个学男式裁缝，一个学女式的。我堂哥接了我父亲的班，我的手艺是跟堂哥学的。我姐姐也是做裁缝的，我表哥也是。步家是裁缝世家。1956年，响应国家号召，大家走到一起来，步家裁缝店也合作化了。
主持人：你9岁丧父，童年也是很艰辛的，你觉得这个百年步家裁缝店，你们步家的人还有没有想法把它做起来，何况现在时代也允许了。
步鑫生：不光步家裁缝店，海盐街上老牌子很多，现在都没有了。昨天，我对海盐搞旅游的朋友讲，你们要搞特色，以前海盐饮食文化很有名，海盐的小笼包子多少好，海盐烧卖多少好，我在上海十多年了，跑遍上海，吃不到一只真正传统的烧卖。以前海盐的面馆各种面都有，现在大多是大路货了。真可惜！
主持人：你的人生跌跌宕宕、起起伏伏很多次，你现在最想做的是什么事情？
步鑫生：我现在不管怎么样，心情很坦然，我一辈子不管什么风风雨雨，付出是应该的。我干一行必须要把一行干好。一个人必须要付出。从小是索取，向母亲索取，向社会索取，到一定辰光必须要付出。所以我没有什么感到遗憾的事情，为改革而受到委屈也是值得的。历史上的改革者，从商鞅变法，到王安石、谭嗣同，都没有好下场的，但步鑫生没有得到什么不好下场，因为我们的改革是在党领导下的改革。
主持人：你今年已经76岁了，你觉得你现在的心理年龄是多大？
步鑫生：四五十岁吧。我身体好得很，我一定会长寿。我搞裁缝，从小开夜工，练出来的。
主持人：现在做企业的人对你有一定的感情，嘉兴乃至全省民营企业特别多，他们也很想知道，改革开放30年，很多民营企业的历史也有二三十年了，他们要特别警惕什么？他们要保持什么样的状态才能保持企业平稳发展？
步鑫生：不搞企业不知道搞企业的难。我们1984年7月份项目批下来，当年年底宏观调控开始，钢材从每吨600元涨到1200元，翻一番。1985年底，设备还没安装好，“西装热”已经过去了。
去年开始宏观调控，好多企业很难，所以我非常理解他们。宏观调控不可怕，既是风险又是机遇。要学会从夹缝里面求生存。做企业最关键一点是上项目不能跟风，下项目更不能跟风，谁坚持住谁就能胜利。产品更新，设备更新，观念更新，经营更新，这样企业才能更好发展，要坚持创新。今天我很感谢《嘉兴日报》，通过你们向家乡的父老问好，谢谢他们的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