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日报12月10日讯 在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阵阵寒意中，中国政府宣布投入4万亿元拉动内需，我省也排出明后两年的政府主导性重大建设项目计划。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会不会让已经紧绷了两三年的节能减排这根弦放松？带来的是否都是绿色GDP？一些地区会不会借发展经济之名放松环境监管？

　　在浙江，这场关于经济与环境权衡的考试有了新的探索。

　　波兰历史名城波兹南，一场关系重大的国际谈判正进入紧张时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四次缔约方大会12月1日至12日在此间召开。

　　尽管面临全球经济衰退的压力，大会的主基调仍然是呼吁立即采取行动阻止全球变暖进程。波兰总理唐纳德·图斯克说：“无论经济状况如何，自然环境保护工作是无止境的。”

　　而在日前召开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年会上，与会委员也都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对世界金融危机下中国政府环境与发展政策如何演变的关注。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主任布兰德说，进一步刺激经济发展不能以再次牺牲环境为代价。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3亿人民所走的这条路如果失败，会对全世界产生影响。

　　此时的浙江，经济“寒潮”的阴影逐渐浓郁。

　　从国际到北京到浙江，都有一个共同的关注点：经济发展减缓了，但环境保护不能减缓。如何遏制一些地方借发展经济之名放松环境监管的冲动？环境保护事业如何抢“危”中之“机”，用各种环境手段去“绿化”经济增长，促进经济的转型升级？……

　　不能让今天的投入成为明天又一个污染整治对象。

　　12月5日，省环保局2楼会议室，审查领导小组正在对7个投资项目进行环保审议，一家美国公司在长兴投资的蓄电池项目引发了与会者的热烈讨论。

　　从资料上看，投资额达9000万美元，技术、设备、工艺、管理水平无懈可击。“这确实是一个好项目。”与会者们不得不承认，不过他们还是极其慎重地要求当地政府必须提出相应的铅削减方案。“铅污染危害人们的健康，这是我们考虑的重点。必须把当地该行业的落后产能淘汰掉，为更先进的企业腾出环境空间。”建设处的处长王以淼说。针对另一个化工染料项目，这次会议也形成一个意见：如果项目要上，必须拿掉其前道如合成等重污染工序。

　　“要保证我们的投资是绿色投资，因此必须注重投资项目的环境效益，铁路、高速公路、电厂等所有项目的建设，从一开始就要严格执行生态环境保护政策。”

　　今年以来，正是浙江经济形势变得严峻的一段时期，而全省环保系统否决了“两高一资”(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性)项目达700余个，涉及投资额35亿元左右。

　　“当前绝不是环保工作的‘淡季’，而是新形势要求下的‘旺季’。”浙江省环保局局长徐震说，环保部门要坚持一个标准监管，坚决不能以拉动内需、增加投资为名，对“两高一资”项目“放一马”，要运用环保手段促进经济的转型升级。“现在正是优胜劣汰、结构调整最好的时机。”他补充道，“绝不能让今天的投入成为明天又一个污染整治对象。”

　　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如何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环保部门用创新的思路做了“抢答”：既要严守“闸门”，又要使服务工作更有建设性、更富有成效。

　　一些转型升级好的优质项目，享受到了环评审批绿色通道的好处。自11月25日起，浙江省环评咨询费、监测服务费还减免了30%。

　　温州市实行了环保审批大提速，并明确提前介入、下放权限、一次会审等举措，既保证了有效的环境监管又提高了环保部门的服务水平。

　　这些优化的服务得到了企业和地方上的认同。“从某种程度上，加强环境监管与其说是一种政府职能，更不如说是一种理念，科学发展的理念。”徐震说。

　　金融危机前，绿色经济政策是否就是撬动发展方式转变的支点？

　　数月前，位于余杭区塘栖镇工业开发区的汇鑫金属制造有限公司险些因为环保问题不过关，而被银行收回贷款。公司负责人凌金轩至今依然心有余悸。

　　今年5月中旬，余杭区环保局连续3天对区内的企业进行了“飞行监测”，从汇鑫公司排水管取到的水样，经精确检测，pH值指标不符合标准，按照规定，企业被当地的媒体曝光，并被处以10万元罚款。

　　紧接着，银行追查的电话就来了。“银行让我尽快给出解释。”如果真的是违规排污的话，银行很有可能收回给企业的600万元贷款，想到这一后果，凌金轩惊出一身冷汗。

　　凌金轩立刻对工厂的污水处理设施进行了检查，结果发现污水调节池发生了渗漏，而工人的pH试纸一直放在贴着胸口的口袋里，汗液改变了试纸的性质。所以，公司自检的结果显示正常，没发现排出的水体已经不符合要求。凌金轩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这套设备是1999年投入运行的，采用的技术已经跟不上现在的环保要求了。”

　　凌金轩向环保局说明了情况，环保局和银行工作人员一起勘察了现场，对汇鑫公司“正处于污染治理设施整改过程中”的真实性进行了审查确认。虽然银行这次并没有收回贷款，但是按照规定，在归还这笔银行贷款之后的两年时间里，银行将不再为汇鑫提供任何贷款。

　　余杭区环保局今年3月与人民银行余杭支行共同出台了《关于严格信贷要求促进污染减排的实施意见(试行)》，该政策要求将企业环保信息纳入银行的信用评价体系，全区各大银行制订了有针对性的信贷政策，控制对“二高一剩”(高能耗、高污染及产能过剩)企业的信贷投入。

　　环保治理和金融手段相挂钩，“绿色信贷”让不少环境治理通不过的企业尝到了厉害。之前，环保部门对于违规排放企业的主要手段是经济处罚、责令整改或者关停。但是，经济处罚标准与企业的违法成本相比，如同毛毛雨。而政府下发的责令整改通知，不少企业也是阳奉阴违。现在就不一样了。

　　一家混凝土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500万元，就在审批手续完备即将发放贷款的时候，银行发现其被列入了余杭区政府今年的关停企业名单。为此，银行迅速启动了客户退出机制，中止了信贷业务。一家印染厂因为环保未经审批、未验收被罚款，银行也中止了对企业的200万元贷款；还有一家热电企业，因为高能耗、高污染，银行收回了4000万元的贷款……

　　截至今年7月底，余杭区银行退出的涉及环保问题的企业达19家，涉及贷款金额8340万元，拒绝了31家“二高一剩”的企业的贷款申请，涉及贷款金额超过两亿元。另一种截然相反的结果则是，同期，余杭区的银行信贷部门给54家环保型企业授信，涉及贷款金额高达4.8亿元。

　　今年前3个季度，全省完成了2191家企业的环境行为信用等级评价，会同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开展绿色信贷工作，引导和规范企业的环境行为。与“绿色信贷”异曲同工的是“绿色外贸”。根据商务部和原环保总局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强出口企业环境监管的通知》，将视情况中止环保违法违规企业一年以上三年以下期限内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这也意味着冶金、化工、水泥、纺织、轻工等顺差规模大、增长快，环境问题突出的行业，监管的力度将加大。

　　“一方面，有出口产品的排污企业加大了资源环境压力，产品出口国外而污染留在国内；另一方面，出口产品价格不能真实反映社会成本，加剧贸易摩擦，助长贸易顺差的不合理增长，给中国产品的形象造成损害。”省外经贸厅有关人士这样形容出口企业的环保问题。“绿色外贸”政策实施后，企业生产成本会依据行业做相应地增加，包括排污设备费用、检测费用等。而成本的抬升必然导致行业的重新洗牌。

　　“绿色信贷”、“绿色外贸”，都是浙江在继生态补偿机制、排污权交易之后在发挥环境经济政策作用方面的新探索，它们最终实践着以环境措施优化经济增长，利用经济手段进行减排的双赢理念。

　　国际经验表明，产业转移是国际上实现减排的重要手段。据初步估算，工业化国家大约80%以上的污染物，是依靠经贸结构调整而转移出去的。日本借能源危机与日元升值，成功地促成其经济转型；德国借“结构调整”化解贸易顺差，并改善了环境；美国发展信息和服务业实现经济转型。

　　在浙江，结构减排的空间同样巨大，而绿色经济政策可能就是最终撬动发展方式转变的支点。

　　公众参与机制的深化，让公众见证经济的绿色增长。

　　在监管与被监管的行政制度下，环保部门与高污染企业就好比“猫与老鼠”。而绍兴市日前推行的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使得政企两方找到交点，有可能成为“十一五”期间绍兴有效削减两项污染指标的契机。

　　所谓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就是要求企业确定一名具备环保或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历的监督员，每个月向环保部门递交日常的工作报告。虽然不要求监督员在报告中对企业的不良做法进行自我举报，但要求监督员对企业内部实施监督，发现问题以劝告为主，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合理解决。这无疑体现了“新政”柔性的一面。

　　但是，“柔性”并不表明对监督员的劝告，企业可以不予理睬。该制度为监督员争取的厂内权利——治污设施运转的监督权、生产设施的检查权、员工操作奖惩的建议权和主要原辅料使用的知情权，既让监督员具有权威性，也让监督员得以顺利地实施监督。

　　实际上，对于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来说，环境监督员制度十分必要和及时。比如，以前许多企业随便指定人看管污水排放口，这些人往往连最基本的pH值是什么都不知道。相关的环境法律、法规更陌生，更不要说遇到突发事故时该如何应急处理了。而既有较高素质又有职有权的环境监督员，可以说既是企业治污的高参，也是企业可以放心的把关人。

　　这项制度令传统简单的行政命令方式焕然一新，得到企业主响应，不少企业已自主将环境监督员制度纳入经济责任制考核体系。

　　新的经济形势下，要求环境管理刚柔并济，而不断深化公众参与机制则是最能体现环境管理的柔性的了。

　　大到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站，小到厕所，尽管人人知道这些都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环境基础设施，但人人都不愿意这些设施建在自家附近。缙云县生活垃圾填埋场工程项目就曾遭遇“落地难”的尴尬。环评审批过程中，最初老百姓因不了解项目情况，多次通过书面以及当面到省环保局反映意见，反对项目建设。

　　为此，省环保局对该项目的评审以开放式的方式进行，邀请了当地群众旁听，一方面通过专家对项目的评审和对污染治理的要求消除群众疑虑，另一方面也让建设单位认真听取群众的合理要求，最后项目得到了群众的理解和认可，为项目的顺利建设打下了很好的群众基础。

　　2006年以来，环保部门在建设项目环评审批过程中，对需要编制环评报告书的项目，均开展了公众调查，实行三次公示，并将老百姓的意见建议作为项目审批的重要依据，让更多的老百姓享有环境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从而将一些项目建设可能引发的污染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为积极鼓励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活动，进一步规范建设项目环评审批公众参与工作，今年9月，省环保局还出台了《关于切实加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工作的实施意见》。

　　“环保是全社会的事，要提高环境质量，首先要提高公民意识，如果公民参与了环保，他在付出的同时还能得益，他就会很乐于做环保工作。”说这话的是嘉兴学院企业管理学院的退休教授许兆祥，嘉兴市环保市民检查团的一名成员。

　　在嘉兴市环保局组织的一次第三产业项目审批听证会上，被扣了环保治理不合格“帽子”的企业纷纷要求摘“帽”。怎么摘？不仅要过嘉兴市环保局组织专业人员检测这一关，而且还要参考环保市民检查团的意见，通过环保市民检查团与专家组的分别打分，最后再由环保部门决定摘不摘“帽”。公众的意见也被参考在内，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

　　在嘉兴市南湖区，对于公众参与环保事业的探索更进一步。以往，企业或者单位若有环境违法行为，在法定的处罚权限内，罚多罚少大都由环境行政执法人员说了算。如今，公开推选出来的居民代表组成的公众环保评审团，可以对行政处罚初步意见进行现场评审，并作出集体评审决议，他们的决议将作为环保部门最终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的重要参考。这样的形式，在全国环保系统还是第一次。

　　从最早的有奖举报鼓励公民对环境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到建立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监督机制和平台，甚至把公众参与作为今后环境行政处罚的一个审议程序，这些全新的探索使浙江的环境管理成为更加公众的事业。

　　“市民的队伍最广泛，市民的眼睛也是雪亮的，我们想用更广更亮的第三只眼睛织起一张无所不在的监控大网，从而推动环保事业的发展。”业内人士这样评价公众的力量。

　　这种力量，将见证浙江经济的绿色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