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弄传报的景象现在不多见了。 摄影 徐建荣

　　 1985年，在秀洲区新塍镇天福村，上世纪60年代建造的砖瓦平房随处可见，甚至少数农民还住在上世纪50年代建造的草棚里。摄影 盛建生

　　 伴随着改革开放，我市各地农村开始建造两层小洋房。摄影 盛建生

　　 禾城老居民区的居民生活。 摄影 周向阳

　　 乡村住房成了一道美景。 摄影 郁中奇

　　 灯火阑珊的城市小区。 摄影 苏惠民

　　 现代化的城市小区功能相当齐全。摄影 苏惠民

　　 每年的房产交易会成了购房者看房、买房的一大盛会。摄影 储永志

　　 经济适用房采取电脑选号，市民宋燕平拿到了001号的选房权。摄影 盛建生

　　 93岁的黄道其老人喜领廉租房的钥匙。今年市区又将廉租房保障范围扩大到低保标准1.5倍以内的家庭。摄影 袁 正

　　 如今，农村居民的居住品质逐年提高。 嘉善县委宣传部 供图

　　 随着人们对住房品质需求的提高，别墅消费不再是望尘莫及的事了。摄影 钱伟国

　　 “民有恒产，始有恒心”，房子始终倾注着人们的无限希冀与憧憬；“居者有其屋，耕者有其田”，这个千百年来无数国人追求的梦想，在这30年中，更多体现为城市化浪潮下人们对居者有其屋的追求。

　　 30年前，如果在空中鸟瞰，嘉兴的房子只不过是一片片鸽子笼似的小阁楼，“拥挤”是每一名城镇居民最真实的居住体验。30年来，关于房子，有太多的变化。从阴暗局促的棚户区到拥有阳光和绿化的新型小区、从福利房到商品房，从一家几口人蜗居在不到20平方米的斗室里到现在享受着上百平方米的居室……住宅，正以建筑符号的形式，阐释着这30年来的另一种变迁。

　　 有关数据显示，嘉兴市区人均住房面积已由改革开放初期的7平方米左右增加到目前的32.58平方米；拥有自有住房的家庭比例由房改前的8.7%增加到现在的86.51%。嘉兴人的住房由“忧”到“有”再到“优”，如今，房子已不只是一个遮风避雨的场所，更是追求品质生活的一种方式——当初，在拥挤的弄堂里，透过薄薄的隔板，小声说话也能被邻居听到，房子是公家的，即使邻居干扰了自己的生活，也不好意思开口说“不”。而如今在自己功能分明的房子里，人们可以自由安排个人生活。

　　 30年的住房变迁，留给人们一个难以想象的居住空间和生活方式的变迁。这些变化，快得让人再回头时，无法想象当初局促的棚屋内，幸福的感觉是怎样的一种苦中作乐。

　　 集体宿舍、直管公房、集资建房、商品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这些带着特定时代符号的住房名称，几乎和每一代人或几代人的生活、家庭密切相关。梳理30年的住房变迁史，似乎能从上述这些名词中触摸到住房市场变迁的律动脉搏。然而随着采访的深入，想在这些名词中找出泾渭分明的住房时代印记是徒劳的，无论是住房制度改革还是房地产市场发展，抑或是住房保障体系构建，都不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般地轮流“出演”，而是唇齿相依、犬牙交错地在这30年中博弈、进退、互融，直至演绎出这30年嘉兴的住房变化“大片”。

　　 1979年 第一代“标准住宅”

　　 傍晚在弄堂里生煤球的煤烟滚滚，清晨倒马桶穿着睡衣睡眼惺忪的大妈们。嘈杂的公共厨房、水房，潮湿阴暗的过道，昏黄模糊的灯影……30年前的禾城日常生活图景，如今是呈现在老照片中的一种怀旧。

　　 30年改革的体现庞杂多元，但于城市居住而言，可能从厕所开始并不为过。当改革开放的浪潮让众多嘉兴人有机会从电影、报纸等媒介上了解到抽水马桶、水冲式便池这样的新名词时，厕所入室成为那时生活在“车厢房”内的嘉兴市民对现代住宅的一种界定。1979年嘉兴第一代标准住宅——南杨新村的建成，使独立的厨房卫生间出现在室内，标志着居民家庭卫生条件彻底改变，虽然一开始卫生间只有1平方米。

　　 提起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的居民住房，嘉兴房地产业的“元老级”人物、市公积金管理中心退休干部周汉林提到最多的是“车厢房”，中间有着长长的走廊，两侧肋骨式的房间一间间次第排开，而卫生间和厨房是公用的。

　　 “房子简陋、拥挤，没有卫生间、厨房，烧饭的时候煤烟四起。” 那时周汉林栖居在一间仅20多平方米的“车厢房”，长长的走廊两侧居住着20多户居民。他回忆道，晚上五六点钟，20多个煤炉同时在走廊里燃烧，煤烟长时间在走廊里盘旋，难以驱散。“我老伴年轻的时候就有气管炎，对煤烟过敏，一到做饭的时候，我们都把门封得紧紧的。”用水更是不方便，“洗衣服、洗澡、烧饭，大家需要许多生活用水，有时候因为抢水，邻里之间还闹了一些不愉快。”

　　 当时，大多数嘉兴居民都像周汉林家一样在狭小的空间里，腾挪搬移，费力经营着自己局促的生活；在拥挤、简陋的“车厢房”里结婚生子，奏响了锅碗瓢盆交响曲。

　　 4.18平方米，这个数字就是嘉兴一名普通居民的生活空间，是当初嘉兴住房情况调查时被调查的市区12928户居民的人均居住面积。“文革”结束后的知青返城高峰和上世纪50年代生育高峰带来的结婚高峰，让嘉兴的住房矛盾在1978年前后更为凸显。对于嘉兴市的青年人来讲是“找对象容易，要房子难”。住房问题亟待解决。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嘉兴市拉开了住房改革的序幕。1979年初，嘉兴成立民房统建办公室。民房统建办又叫“六统一”办公室，即“统一拆迁、统一征地、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施工、统一分配”。“‘统一’针对的是‘分散’，在这之前，城市住宅都是靠各个单位一家一户建造的，‘六统一’把各个单位的财力、物力集中起来，统一建成后再分配给各个单位。”周汉林回忆道。

　　 “统建办”开发了嘉兴市第一代“标准住房”——南杨新村，住房有功能划分明确的卧室、客厅，并第一次有了独立的卫生间和厨房。据《嘉兴市志》记载：“南杨新村占地1.5万余平方米，有水电设备齐全的五层楼房12幢，居民2000余人，是嘉兴首先建的居民小区。”回忆起当时迁入有卫生间和厨房间的南杨新村房子，周汉林说，最兴奋的莫过于再也不用大冬天还要跑去几十米外的公共厕所了。

　　 随后，嘉兴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家房产开发公司——中国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嘉兴分公司正式挂牌成立。百花新村、虹桥新村、菜花泾小区、栅堰小区等相继开发出来。

　　 厕所是30年前嘉兴住宅变化最大的地方，住房的巨变竟是从不起眼的厕所起步，历史的细节就是如此的吊诡。

　　 1988年 集资建房——市场化的尝试性起步

　　 每一代住房都雕塑着这一时代的印记，“车厢房”作为上世纪80年代嘉兴市的主要居民住房，随着1988年之后的房改尝试性起步——集资合作建房，在滚滚的时代车轮中开始谢幕。

　　 1988年3月，嘉兴市成立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简称“房改办”。如果说，1979年“统建办”的成立使嘉兴市房地产发展开始进入孕育萌芽阶段，那么“房改办”的成立又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嘉兴市房地产发展进入了起步探索阶段。用时任市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副主任周汉林的话说，就是“为嘉兴市房地产发展走向市场化打下了基础，使百姓开始转变观念，逐步接受住房也是一种特殊的商品”。

　　 “房改办”成立伊始，摸底调查成了当务之急。根据调查的75个系统476个单位47403户家庭显示：嘉兴城区居住公房的家庭占87%以上，私房只占10%。居民住房成套率只有54%，很大一部分居民仍住“车厢房”。嘉兴城区人均住房面积为12.39平方米，户均为38.83平方米。

　　 “当时，住房租金40年一贯制，长期冻结，价格严重背离价值，建1平方米住宅需要花300元，一年的租金才1.2元。”周汉林介绍说，在当时，即使不花一分钱的住房维修费，也需要250年才能收回住房投资。“旧体制下的住房无偿分配、低房租福利房制，导致只有投入、没有产出，而‘大锅饭’住房也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

　　 “要解决住房问题，首先要改变居民的思想观念。要让人们接受住房也是一种商品的观念，要让老百姓愿意掏钱租房，掏钱买房。”周汉林介绍说，通过摸底，房改的方针明确了：因地制宜，循序渐进。房改的内在目的，是为了发挥市场配置住房资源的作用，更快更好地解决和改善居民住房问题，即实现所谓“居者有其屋”或“人人都享有适当住房”的目标。当时，嘉兴市房改步骤是：第一步，解决有没有房的问题，让无房户变成有房户；第二步，解决住得下、分得开的问题，解决困难户的难题；第三步，鼓励有能力的自己购买住房，变福利分配为有偿分配，能够回收一部分资金。

　　 1991年6月，在市房改办的努力下，嘉善西塘镇办起了全省第一个住房合作社，靠社员的资金建造了264套房子。1992年嘉兴市区房改方案出台，房改办与市总工会、体改办联合发起组建嘉兴市城市住房合作社，在此带动下，嘉兴市区成立了12个住房合作社，有效地解决了一大批人的住房问题。

　　 住房困难户“船老大”朱金龙就被当时的政策所吸引。作为航运公司的职工，朱金龙常年在船上“漂泊”，在市区内无房，爱人和儿子只能住在农村。听说单位集资建房，朱金龙凑齐9100元交给单位，1994年，他搬进了位于光明街的四层小楼，和他一同搬入的还有40多户。

　　 “那时，各单位都想方设法开展集资合作建房。”周汉林说，嘉兴汽钢厂、嘉兴橡胶厂、嘉兴庆华仪器厂等单位通过这种方式建起了房子，解决了部分职工的居住问题。嘉兴绝缘厂曾经因为住房问题厂长遭职工围攻，集资合作建房方案一推出，职工踊跃参与，分批集资了80万元合作建房。

　　 浙江钟厂由淳安搬迁至嘉兴后，为了安置职工，除了先后向房产开发公司购买商品房外，从1988年开始集资建房，按每平方米40元交纳集资费用，406名职工在嘉兴安了家……越来越多的朱金龙们随着嘉兴房改的起步探索，改善了居住条件。

　　 1998年 福利分房的终结——市场化彻底转身

　　 “房子靠单位，大小看级别。”这一在中国沿袭了40多年的福利分房制度随着1998年7月3日国务院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寿终正寝，在这份中国房改的标志性文件中，明确提出要停止住房实物分配，经过十多年的积累探索后，中国的住房改革，终于在制度层面完成了彻底的“转身”。

　　 一纸文件，结束了很多人福利分房的指望。

　　 那年8月，大学毕业的丁永泉到了嘉兴一家事业单位，“当时觉得有些失落，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房子也要像衣服一样作为消费品自己购买。”丁永泉说，“不过比起父母，在房子上我有更多的选择，那时在民丰造纸厂工作的父母等了20多年才分到一套房子。”4年后，丁永泉与妻子购买了位于南湖新区的一套87平方米两居室房子，每个月需还贷款1000多元，这对于小两口来说还可以负担。“房子虽然不大，但比起我爸妈他们单位分的房子，户型、小区环境、物业管理好了不知道多少倍！”

　　 政策的大拐点对嘉兴房地产消费的启动效应如此明显，嘉兴人多年累积的住房消费需求刹那间“井喷”，个人购房自1998年以来成为住宅消费的绝对主体。市住房保障局提供的资料显示，市区商品房销售面积中个人购买占比由上世纪90年代初的16.0%上升到1999年的85.6%又增加到目前的98%。“商品房”早已是人们司空见惯的名词，如同“吃了吗”那样，“买房了没”、“搬家了吧”成为人们见面的问候语。房子终于从以前更多的身份象征回归其居住的本性。

　　 与此同时，1991年诞生于深圳市罗湖区黄贝路天景花园的物业管理，在嘉兴经过3年试点后，于1999年在市区住宅小区中全面铺开，所不同的是当初万科引入物业管理，令人意外的是为解决业主和供电公司久拖未决的电费纠纷，而嘉兴人聘用小区“管家”，是因为想拥有清洁、优美、舒适、安全的生活环境，并使房屋实现保值、增值，而到了今天，物业已成为市民买房时综合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周汉林看来，福利分房制度的终结使市民对住房有了更多的选择，更从心理上割裂了对计划经济时代的依赖。“那时有多少人一辈子都在等待单位分房子，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送礼、递条子的……房管部门的门槛都被踩破了，一年又一年，但多数人依然无力改变现状。”市住房保障局的统计数据显示，1998年至2007年10年间，市区商品房竣工面积累计达1071.46万平方米，是1988年至1997年累计竣工面积的4.6倍，充足且多样化的商品房市场供应，满足了市民多层次的住房需求。

　　 在住房数量增长的同时，市民居住质量明显提高。值得一提的是，2000年7月，首家外埠企业金都房产入驻嘉兴，带来了房产开发不仅要造好房子而且要做好环境这一全新的开发理念，金都的“鲇鱼效应”推动了嘉兴房产业进入更高的发展平台。而无论是穆湖小区首获“国家小康住宅示范工程”还是金都景苑再获“国家康居示范工程”或是中房·探花苑今年获得詹天佑大奖，均印证了嘉兴住宅小区完成了生存型向舒适型的大转变。

　　 住房的市场化催生了房地产产权理念的确立，以低价买到单位福利房的吃螃蟹者——市区约5万户家庭通过购买现住公房从而拥有了房屋的产权，从而获得了个人财产性收入，虽然当时并没有财产性收入的概念。从2000年至今，市区有10660户家庭通过房改房的上市交易，用“以旧换新”的方法进一步改善了居住条件，并真正享受到房产增值的实惠。

　　 嘉兴房地产业在这10年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参与房产开发建设，开发投资稳步增长，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从20年前的5%增加到10年前的7.8%再到2007年的21.7%。嘉兴房地产企业也从10年前的51家增加到目前的201家，1998年至2007年市区新建商品房累计销售额达289.67亿元，年均增速43.5%。房地产业还以其产业关联度高的特点，带动了建筑业、建材业、装修业等50多个上下游产业的发展。

　　 2004年 住房保障——转身后的自我完善

　　 住房的市场化使各种要素得到最佳配置，但住房的市场化也使部分低收入家庭居住条件有些“游离”于整个时代，尽管嘉兴房价除了2002年至2004年由于住房需求的集中释放涨得较快外，这几年一直保持相对稳定。

　　 一个木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那块最短的木板，而困难家庭的住房保障实际上就是一块这样的木板，其长短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一个城市的公平水准和政府的执政能力。住房保障体系的建设和完善，让市委、市政府领导牵肠挂肚，2004年起，市政府连续多年将经济适用房建设列入实事工程，廉租房制度、老区旧居改造等也同步推进。

　　 居住在市区南湖小区菱香坊14幢108室的朱盘清，是嘉兴第一批享受廉租房制度的住户，这套33.92平方米的住房让她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家”。朱盘清原来和丈夫住在市区坛弄13平方米的房子里，无厕所又无厨房，吃住都在床上，连女儿的小床都挤不下，只能让她住在外婆家里。“更为难堪的是，由于腿脚不便，早晚的洗漱成了一大难题，到了夏天，洗澡更成了一块心病。”朱盘清说，现在每月出20多元的房租，就住上了厨房、卫生间一应俱全的房子，女儿也有了自己的房间，真的很高兴。

　　 作为低收入家庭住房的“救命草”——廉租房，其“救命”功效在嘉兴发挥得淋漓尽致。2007年，市区低保标准1.3倍以内的家庭实现廉租房的“应保尽保”，市区累计163户最低收入家庭住上了廉租房，有119户最低收入家庭获得廉租房租金补贴，累计减免租金83万元，今年市区又将廉租房保障范围扩大到低保标准1.5倍以内的家庭。

　　 而居住在市区久久小区的孙正宗则是经济适用房制度的受益者：“现在有一个稳定的家，我和老伴的身体越来越好。”老孙和老伴两人的月收入只有1500元左右，由于买不起商品房，他们一直租房子住，眼看儿子、女儿相继成家立业，老孙拥有自己住房的念头更加强烈。2006年他申购了经济适用房，按照相关政策算下来这套房子只有14万元左右，得到子女的部分资助后，老孙一次性付清了房款，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

　　 市住房保障局有关资料显示：2004年至2007年，市区共有3413户家庭申购经济适用房，经审核公示有3037户家庭符合购买条件，4年间市区建成久久小区、昌盛花园、庆丰苑3个经济适用住房小区，共计面积16.96万平方米，累计发放货币补贴1775万元。今年又有符合初审条件的1424户家庭进行公示，让他们感到“安居梦”触手可及。

　　 如果说经济适用房制度让老孙有了“家”的感觉，那么去年开始实施的市区直管危旧公房改造让范利江真切地感受到这个冬天的温暖。家住市区兴乐弄40号6室的范利江，原来屋子的四周墙壁均用芦席围成，屋面漏得厉害，“现在屋顶翻建好了，墙体也重新砌过，自己没花一分钱，政府还发了搬家费和过渡费。”市区直管危旧公房改造现正在进行扫尾，今年年底前将完成。

　　 目前，我市以廉租房、直管危旧公房改造、经济适用房为主要内容，呈梯度、不同层次的住房保障体系，使不同条件的低收入家庭基本都能“对号入座”，找到适合自己的房子。而此前实施的老城区拆迁也使“棚户区”、“宿舍”这些名词淡出嘉兴人的视线，成为消失的居住名词。

　　 高档住房靠市场调节、保障性住房由政府负责这一住房发展构架，如今在嘉兴已日益明晰并付诸实践。当下在许多城市，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僧多粥少”，申请需要摇号轮候，在嘉兴只要符合条件就能申请到，而且其准入“门槛”大大低于全省标准，政府的主导作用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