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前，温州市民的衣食住行是怎样的？他们又度过了怎样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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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个体的记忆碎片组合，都能组合成一段较完整的时代记忆。1956年出生的本文作者，是一位土生土长的温州人，他的记忆，也是我们温州城市记忆中的一块碎片。作者用细腻、真实、生动的表述，具体的场景和细节描述，再现了30多年前温州市民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情况。这不仅丰富了历史本身，使历史更加接近真实，而且能够让年轻的一代更好地了解改革开放30年带来的巨大社会变迁，从而更热爱现在的生活，向往美好的未来。为此，我们特编发此文，以飨读者。
难忘外婆做的布鞋
我记得小时候过年时，长辈要给子女做或买新衣服、新鞋子。外婆手艺巧，我们兄妹儿时穿的布鞋都是她做的。外婆把破衣破裤撕成布块，再在板壁上涂上用面粉煮起来的浆糊，贴上撕好的旧布块，再涂上浆糊贴一层布，然后在布上再涂一层浆糊，再贴一层布，这样，晾干后的布块叫“鞋板”。用的时候把它撕下来，贴上新面料当鞋面和里布。外婆戴上老花镜，右手中指戴上“顶针儿”开始加工鞋帮。做好帮面后，她便将帮面和用汽车旧轮胎剪成的鞋底拿到鞋摊上，让鞋匠缝合，再在鞋头贴上一块皮料，以保护新鞋不会被我们穿着时踢破。这双新鞋要留到过年时才能穿。
上初中时，父母给我买了一双3元钱的田径鞋。我如获至宝，那时穿上田径鞋是很时髦了。我很珍惜这双鞋，每次洗好后，都用粉笔将鞋面涂起来，生怕这白鞋面会变黄，再盖上纱布放在太阳下晒。1972年，我上班第一天报到时，穿的是一身在当时算最时髦的服饰：水蓝色的的确良衬衫、黄色的卡叽布裤子和一双松紧鞋(布鞋)。在上世纪70年代，穿皮鞋的年轻人，会让人们非议，说是有“修正主义思想”，若想加入共青团，组织还得考虑。
那时的冬天，感觉比现在要冷。早上起床后，我经常看到屋外的冰霜，鱼缸里的水结着厚厚的一层冰，屋檐下垂挂着一条条冰挂。而当时很少有人能穿上绒衫，条件好的人穿棉料的球衫球裤，有的穿棉衣棉裤，像子女多的家庭，大家能有一件纱衫、纱裤穿就很好了。记得当时，父母找关系买到几双纱线劳保手套，我们很高兴，一起围坐在床边，和母亲一起拆手套，把手套拆成纱线，将纱线卷在小方凳脚上，再用几分钱买的染料，将纱线染色。然后，母亲用纱线给我们织纱衫。
做松糕、糖糕是大事
我记忆特别深的是，从农历十二月十七八开始，附近农村的村民开着拖拉机，拉着磨粉机和石捣臼进城了，为城里人磨米粉、捣糖糕。市区开始热闹起来，到处是隆隆的马达声。我家的大门口，有宽敞的一块空地，所以好多年都成为过年磨粉的露天加工场。因为磨粉速度慢，人们经常要等半天的时间才能磨好。那时过年，家长把做松糕、糖糕当成一件大事来做。
我家住在一个有10户人家的院子里，因为房子是木头结构的，为防火患，大家把炉灶都安放在大堂中。大家在一起备年货，透明度可强了：今年你家的松糕、糖糕中糯米多还是梗米多；你家松糕、糖糕中放白糖还是红糖等等，都看明白。谁家是第一个做好松糕、糖糕的，一般都会先分一块给邻居。家庭子女多的，则把做好的松糕、糖糕按人口分配，像当时的计划分配。那时，谁家里高高地挂起一两只咸猪头、酱猪头或几只腊鸡鸭，大家都很羡慕，说这户人家今年年货多，生活条件好。
那时，由于国家粮食短缺，卖米时搭售番薯和番薯干是常有的事，有时是9斤米搭售1斤番薯或番薯干，有时7斤米要搭售3斤番薯或番薯干。有一段时间，卖米搭售玉米粉、番薯粉。小时候，我们天天喝番薯干汤、吃番薯饭，还经常吃番薯饼和玉米饼。我吃腻了，也吃怕了，想着怎么少吃一点。吃饭时，我经常抢先盛饭，在碗里快速地先盛米饭，再将番薯或番薯干盖在上面，说自己已经有好多番薯和番薯干了，这样能多吃点米饭。
那时家里买酱油和米醋，我们小孩都争着去。因为去烟糖店买酱油和醋时，那烟糖店都是用一块薄荷糖当零钱找，这对小孩来说是很具诱惑的。另外，家里或邻居家杀鸡的时候，我们就收集鸡毛，跟“糖儿担”换“敲糖”(麦芽糖)吃，也是童年的一件趣事。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经常和院子里几个小伙伴结队，在凌晨四五点钟起床，提着竹篮，拿着豆制品票，去离家四五百米的地方排队买8分钱一斤的豆腐、豆芽、豆腐干。要是去迟了，就买不到。最难受的是冬天排队。清晨，顶着寒风，缩着脖子挨冻排队的经历，至今记忆犹新。
那时，我们买什么东西都要用计划票。买布要布票，买柴要柴票，买煤球要煤球票，买粮食要粮票，买鱼要鱼票，买肉要肉票，买老酒有老酒票，买啤酒有啤酒票，连过年不可缺少的年糕也要按人口计划分配排长队买，甚至买豆腐、豆芽也要豆制品票，更不用谈当时结婚用的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三大件了。
当时家里使用的是煤球炉，买煤球也都凭煤球票买，有时候排上几天几夜买不到煤球。实在忙不过来时，煤球厂索性卖煤粉让我们自己做煤球。因此，那时候家里都备有捣煤工具，没有工具的向邻居借，借不到工具的，就用手捻。“站着等死(水)坐着倒霉(捣煤球)”这句温州方言，成为当时的真实写照。
马桶床边放排队上澡堂
我家住在陡门头，这里有一个小集市。夏天下午的三四点钟开始，我们门外的那口水井边就热闹了，年轻人拿着脸盆毛巾肥皂(很少有香皂)，提着吊水桶来到井边，穿着田径裤，围着水井冲澡。
夏天的夜晚，这里更热闹了。那时候，我们不知道“空调”为何物，家里也没有电风扇，为度过炎热的夜晚，能睡个好觉，我们纷纷把家里的竹床板、竹睡椅等搬到门外乘凉、睡觉。屋外蚊子很多，驱赶蚊子的是用砻糠(稻壳燃烧后生成的灰)做的蚊香，约2厘米宽、1米长，2分钱一条。这蚊香虽能驱赶蚊子，但浓浓的刺鼻烟雾也够“呛人”。
在寒冷的冬天，洗澡是难题。我记得，当时的温州市区仅有2家浴室，一家在康乐坊，一家在府前街。有四十万多人口的温州市区，仅有这两家浴室，其拥挤的情景就可想而知了。特别是在周末和节假日，等候洗澡的队伍排起了百米长龙。那时的浴室硬件很差，脸盆是水泥浇成的，澡堂里经常不是水没了就是汤(热水)没了，只听见这杂乱的“混堂”里不时传来杂乱的“水没有了”、“太凉了”的叫喊声。有时候，我们好不容易排队进浴室，想在浴室多冲洗一会，可是因为等的人太多了，服务人员就不停地催促冲好澡的人快点出去。
冬天，我们盖的棉被只有一条，被子不厚。我们睡觉时，一般都用皮带或绳子把被子的另一头扎起来，把身上脱下来的衣服都盖在被子上，把衣服当被子盖着取暖。有时候，被子上的衣服掉到床下，我们就会被冻醒。而子女多的人家和生活条件差的人家，床垫是稻草垫，没有棉褥。这稻草垫虽能保暖，但很容易寄生跳蚤等。
那时候，不像今天家家都有自来水、卫生间，当然也就没有抽水马桶。当时，用的是木制的马桶，一般放在床的旁边。结婚的时候，“新娘间”里也是这样放马桶的，不像今天可以上洗手间。因此，每当一打开马桶盖就满屋臭。
为自行车想当邮递员
当时外出温州，主要靠水路。到上海，通常是乘坐“民主号”轮船。轮船每月18日和19日对开。温州乘轮船到上海需要一天一夜的时间。遇上落潮，从上海到温州的轮船就要停在瓯江口等12个小时，待潮水上涨，才能靠上码头。当时乘船，是“一票难求”。购票的队伍经常排长龙，好不容易挤到窗口了，还是“我爬到你的头上，你压在我的身上”，拥挤着买票。那时，要是谁认识港务局里的人，那就牛了。
而乘车外出温州也不方便。汽车要到瓯江上游江面窄的地方摆渡过去，过渡口也很费时间，有时候等半天，有时候要等一天两天才能过江。
1971年，初中毕业的我在家等分配工作。当时有人问我，如果给你分配工作，你最希望去什么单位？我马上回答，当邮递员。当一名邮递员，是我在上小学时的一个梦想。我羡慕邮递员，是因为他有一辆自行车。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般家庭很少有自行车，年轻人很羡慕有自行车的人。
我的一位朋友董云兴，他哥哥和妹妹都在欧洲，那时，他有一辆进口的“蓝凌牌”自行车，真是风光了，几乎温州市区的人都知道他。
1972年，我参加工作后，当时的愿望就是积攒工资买自行车。几年后，我如愿以偿，通过上海的朋友，买到了一辆凤凰牌69型自行车。在当时很少有轿车和摩托车的年代，凤凰牌自行车几乎相当于现在的轿车，它是当时最时髦的代步工具。当时有句顺口溜：“要踏踏69，不踏打路走”。我的这辆凤凰牌69型自行车也确实风光过：我在车头装上磨电大灯，车尾装上彩灯，在夜间，这磨电大灯灯光能照射几百米远，很是抢眼。
斗蟋蟀是最来劲的事
现在的儿童和青少年的文化娱乐生活丰富多彩，年轻人上网打游戏、聊QQ、看网络电影等等。我们的儿时，游戏项目也很多，如筑碉堡、打沙战、捉迷藏、滚铁环、打陀螺、斗公鸡、斗蟋蟀……
斗蟋蟀那可是最来劲的一件事。夏天，我们结伴到家门口不远的海坛山去抓蟋蟀，中午抓“弹琴蟋蟀”，晚上带上电筒或蜡烛去抓会叫的蟋蟀。抓蟋蟀时我们不怕脏、不怕黑。那时，解放军一一八医院在海坛山上架着铁丝网，围了海坛山一片。因为很少有人进去，里面此起彼伏的蟋蟀叫声可诱人了，我们挡不住这诱惑，就偷偷地从铁丝网的空隙处小心翼翼地钻进去抓蟋蟀，钻铁丝网也要有能耐，如果不小心，就会被铁丝扎着皮肉、撕破衣裤。有时候进去，被里面的人看到，他们会来追赶，有时还会放出狗来吓唬我们。
那时的年轻人，由于生活单调，锻炼身体就成为主要的体育娱乐了。每天，我们早上锻炼，晚上也锻炼，叫“暗炼”。“暗炼”后，都想“一鸣惊人”，亮出手臂、挺起胸肌、收起腹肌，充分显示人体美。有年轻人的家里都会有一对水泥浇成的杠铃和哑铃。后来，我们才搞到铁的杠铃和哑铃。伙伴们经常聚在一起练举重、摔跤等。
当时我们练得很辛苦，早晚都练一小时以上，但营养没有什么补给，喝点白糖水已经很好了，一般早上都是喝点盐汤。记得有几次，大家凑起钱，买了五角一分钱一罐的百好炼乳，一罐分两天喝，泡在脸盆里，七八个人，你一碗我一杯，喝得津津有味。进入论坛讨论(温州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