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歌中唱道：“海螺声声震天响，十万渔民上战场。战场就在嵊泗洋，东海洋上有名望……”

　　嵊泗渔场位于舟山渔场的中心。渔业是嵊泗的传统产业，也是嵊泗社会经济的基础产业。改革开放30年，嵊泗人不仅唱出一首首战天斗海的豪迈歌曲，更谱写了一部惊心动魄的改革史诗。

洋山深水港

　　 枸杞海上牧场

　　 马迹山宝钢矿砂中转码头

　　一张红榜掀起改革潮

　　1977年，早春二月的一天，嵊泗县嵊山镇解放渔业大队在箱子岙沙河口的一面山墙上贴出红榜，宣布解放渔业大队所有渔船的捕捞所得经济收入，以船为单位，和渔业大队集体分成，在完成上缴集体一定金额的基础上，渔民多捕鱼虾多分钱，即多劳多得。

　　 一石激起千层浪，人们议论纷纷——这不是留资本主义尾巴吗？疑虑、兴奋、渴望、恐慌各种情绪交织，打破了渔村的宁静。

　　带头掀起这场变革的是解放渔业大队党支部书记宓仲德。他知道，这是一场有政治风险的变革。但是他不得不为之。

　　当时嵊山渔场被誉为“祖国鱼仓”“东海聚宝盆”，是福建、浙江、江苏、上海等六省一市10万渔民的主战场，而本地渔民们却过着衣食不饱的日子。当时一年劳作12个月的渔民和一年只捕2个月鱼的渔民工分是一样的，所得“预支”也一样，这种“绝对公平”、勤无奖懒不罚的分配体制严重挫伤了渔民的生产积极性，渔民日子过得越来越穷，有些渔民甚至靠借债度日。1977年春节前夕，大队连每人每月五六元的“预支”也发不出了，只好打白条向粮站赊米过年。

　　宓仲德毅然决定带大家破一破、闯一闯，再搞一次“超产分成拆账”。“超产分成拆账”是两年前时任嵊山镇党委书记的朱德华在解放渔业大队蹲点调研时，为调动渔民积极性提出的一个分配方案，但仅仅尝试了3个月，就被上级责令停止，朱德华作为“反对农业学大寨”“走资本主义回头路”的反面典型被责令检讨。改革的小火苗虽然被扑灭了，火种却悄悄播进了解放渔业大队250多名青壮年的心中，在看似山穷水尽的时刻“哧”一声被再次点燃。

　　宓仲德在镇领导的默许下，贴出了那张红榜。经讨论研究，大队根据渔船的生产状况和各自船上劳动力与工具配备的差异，取消大小渔船作业单位每人每月8元伙食费补贴的规定，分别给予完成定额任务的大小船舶作业单位以5%和15%不等的捕捞收入提成，让作业单位渔民自主分配，其余的95%和85%由集体留足积累后，参照渔民工分值在全大队范围内进行分配，俗称“按产津贴”。

　　如久旱逢甘露一般，分配自主权令大伙儿的生产热情前所未有的高涨，很快扭转了解放渔业大队常年亏损的局面。次年，该大队进一步完善分配政策，实行“三定两奖”制度，即对每一作业单位核定渔业产量(产值)和劳动力工分及生产成本，实行超产量(产值)给奖、节约成本给奖。当年底，大队就还清了拖欠信用社的26万元贷款，还第一次有了盈余，渔民年劳均收入增至2000多元。

　　求生的本能，脱贫致富的渴望，令越来越多的渔民兄弟萌生了改革的冲动。1978年，嵊山镇“老大难问题队”前卫渔业大队试行“大包干”。1984年，壁下乡四个渔业生产合作社、近百个捕捞作业单位实行单船核算股份合作制。1988年，嵊泗县大洋岛钥匙村发行渔业股票，以股票持有量来确认渔民股权份额。和解放大队一样，这些大队、村经体制改革后，贫困面貌很快得到改变。

　　王朝都是原嵊泗县壁下乡安基村党支部书记，上世纪80年代初壁下乡的渔业股份合作制实施得较为规范，成效明显。据王朝都回忆，实行股份合作制后，从1984年至1990年八年间，固定资产增加了4.166倍，集体积累也增加了42.05万元，占同时期全县69个从事外海与近洋作业的渔业生产合作社集体积累增加额的3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