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网讯：随着时代的发展，工艺繁琐的油纸伞开始被经济实用的布制伞取代，慢慢淡出了人们的生活。但是，油纸伞并没有淡出人们的记忆，不少老人仍还清楚地记得，每逢雨天，大街小巷便“盛开”着缤纷的“花伞”，油纸伞那特有的桐油香味儿便飘散在湿润的空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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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制伞业最盛时，百里坊整条街几乎全是制作纸伞及其配件的小作坊和小商店。如今，随着钢骨布面晴雨伞的发展，自1970年始，温州制伞业纷纷实行转产转业，至1985年市区最后一家纸伞厂转产钢骨尼龙布伞后，温州历史上辉煌的纸伞业终于消失在我们视野中，留下的是关于纸伞的回忆……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油纸伞被用来装饰主新闻中心的内部顶棚。资料图片
曾是探亲访友礼品
下雨天，当我们在街头巷尾看到撑着各种鲜艳颜色雨伞的人们时，也许会想起诗人戴望舒的《雨巷》：“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诗中淡淡的感伤和怀旧情绪，也勾起人们对消失已久的油纸伞的记忆。
当年的雨具，除了箬笠、蓑衣之外，还有油纸伞与油布伞。它们以竹条、棉纸（棉布）、桐油、柿油、有机颜料等为原料。颜色多以紫红、土黄为主。
这种传统的雨伞由来已久。在童年记忆中有一张到处张贴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年轻的毛泽东风尘仆仆，手里拿着的就是一把油纸伞。在戏剧《白蛇传》里，许仙在西湖遇雨，白娘子送给他避雨的就是这种伞。可见古代民间它就是人们避雨的雨具。
“新中国成立前，穷人家买不起雨伞，戴斗笠为主，一般小户人家，对油纸伞也倍加爱惜，一般用旧布料缝一个雨伞袋，出远门时，把雨伞装进袋子，横挎在肩上，似士兵背洋枪，挺神气的。”市民叶国光这样说。
市民沈秀英记得，新中国成立前，她去省城杭州念书，带了一把用雨伞袋装着的油纸伞，当她走进学校时，“同学们以为我随身携带珍贵的‘乐器’，都纷纷围住我看，弄得我十分尴尬，挺不好意思。”
“以前，温州油纸伞很出名，温州人外出探亲访友，喜欢带几把油纸伞当礼品送。”沈秀英回忆，当时人们还喜欢在伞柄上刻上自己的名字，或者祝福的词：“流水生财”、“伞荫平安”、“风雨共伞”等，以免雨伞搁在一起时，互相拿错。
“说起纸雨伞，我的故事可有一大篓。”一位年过花甲的市民说，“记忆中，我上小学的时候用过一把油纸伞，而且是裂开口子的油纸伞，因为那时家庭条件不是太好，父母怕我弄丢了伞，才有意给了我那把开了口子的油纸伞。我喜欢撑着雨伞，在雨中使劲地旋转伞柄，把伞面上的雨水甩得四处飞溅，觉得好玩极了。可不小心雨水甩到同学的脸和衣服上时，我们会由口角发展到打水仗(游戏)。有一次，我用旧伞戳破了同学的新伞，同学哭着上我家，非让我赔他一把新伞不可，我也因此挨了妈妈一顿痛揍，还不让我吃饭。”他说，当时一把油纸伞的价值可值好几顿饭钱，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对不起母亲。
名副其实的“雨伞城”
温州油纸伞历史悠久，在上世纪30年代，温州与福建福州、广东佛山并称为中国“三大伞市”。据史料记载，北宋咸平二年（公元999年）温州作为对外贸易口岸，其出口物品中纸伞居全国之首。明清时期，温州制伞商在全国各地设行销专营处。1899年，温州纸伞出口量已达54.75万把。
家住温州百里坊的市民郑老先生回忆，温州作为“百工之乡”，手工业发达，造纸、木工、竹编、制伞等兴盛，其中制伞业最兴旺，“在上世纪30年代，大街小巷都有纸伞店，比米店、裁缝店还多。那时，百里坊整条街几乎全是做纸伞以及配件的小作坊，像现在康乐坊的小五金零部件专业一条街。”郑老先生印象特别深的是百里坊口的一把3米多高的大油纸伞，这大伞曾一度成为百里坊的一个标志。
原市二轻局的退休职员李科介绍，当时，温州市区人口仅10来万人，从事雨伞制作的达300多户，2000多人，而辅助工和相关行业从业人员有3万余名。至抗战之前，温州纸伞年产量达735万把，占全国之首，成为名副其实的“雨伞城”！
“做一把油纸伞，需要72道工序，其主要原材料包括毛竹、棉纸（米纸）、桐油，而且分工十分细致，有专业制作伞斗、伞骨、伞柄、伞钉、伞顶布、伞绒（头发绳）等各种半成品或零部件的作坊，还有山货（毛竹、柿漆、桐油）、纸（棉纸）、颜料、藤丝、印刷等也都形成为其配套服务的行业。”李科说，另外，制伞原材料和每道工序都有严格的要求，如伞顶要选用铜质材料，糊伞面的纱线、穿伞斗的头发丝都有讲究。因此，温州俚语说，锯板两头夺，油漆不用学，做伞最顶门。
温州纸伞不仅量多，而且历来以质优深受消费者青睐。民国时期的旧报刊，有关温州纸伞在国内外得奖的记录甚多：1926年，温州纸伞获美国费城赛会一等优质奖；是年平阳王永顺“欧阳伞”获浙江省工业厅奖状和金质奖牌；1929年瑞安项顺发花纸伞在杭州西湖国际博览会上获金奖……
频频得奖，使温州纸伞声名鹊起，购伞客商慕名而来。当时温州纸伞产品有“欧阳”、“大方”、“小圆盘”、“美术”等20余个品牌。当时温州伞商并没有在家坐等生意，纷纷到上海、汕头等城市设立经销处，通过这些经销处，温州纸伞大量销往杭州、宁波、北京、厦门等城市以及港、台、澳地区，并远销新加坡、日本、朝鲜、阿富汗等20多个国家。1931年温州油纸伞出口量高达343.7万把，出口额占当时温州出口土特产的第三位。
温州纸伞一度遭厄运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飞机日夜盘旋东南沿海上空，进行狂轰滥炸，日军炮舰横行海面，封锁进出温州港口，航运停顿。日军侵占温州，使温州三次“沦陷”，温州经济、生产遭受严重破坏，温州的纸伞作坊也都先后倒闭。
1939年，当时的浙江省建设厅实行抗日统制经济，曾组建温州纸伞运销公司，委任戴萱庭为董事长，施桂卿为经理，张一鸣为副经理。运销公司在温州收购到纸伞（其实主要是公司股东的投入）100余箱，约8万把。因一时无法运出，在1941年温州第一次“沦陷”时，被日军劫去，损失资金3万多银元。遭此大劫，温州纸伞业如雪上加霜，制伞作坊所剩无几，大多数作坊转为囤积棉纱、桐油、颜料，而且由于商家互相降价竞争，自相残杀，使温州伞业濒临崩溃。而那些小作坊里的制伞工人，失业后，只好去拉黄包车，甚至沦落到沿街乞讨……
抗日战争胜利后，广东、福建、上海、天津等地客户陆续赴温州订购雨伞，大伤元气的温州制伞业，借此有利时机力图东山再起。但由于当时纸伞包装不过关，通过火车或轮船运输时，一般把纸伞作易燃品处理，与铁器等杂物堆放一起，几经颠簸、挤压，到达目的地便成了“破雨伞”。这样的纸伞自然是不被客户接收而退回。温州纸伞业仍难有起色。
“水”与“火”考出冠军伞
1949年5月，温州和平解放。当时，制伞业中有的运销商，对新的政策有怀疑，纷纷抽出资金，停止营业，外销业务全部停顿。据调查，1950年全市纸伞户436户（其中制伞180户，辅助工253户），约2000人，年产纸伞仅50万把，不到鼎盛期的十分之一。
1951年，为扶植传统的手工业和拳头产品，公营温州纸伞厂组建成立。同时，政府也积极地组织扶持分散的纸伞业及辅助行业（棉纸、伞骨、伞柄、伞顶）等585户，组成10个联合经营机构。是年6月，召开了全市伞业会议，由公私产销单位派出代表，成立纸伞产销协会，市工商局派员负责会务，公推纸伞联营经理徐鸿父担任专职副主委。根据“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原则，开展业务协商和不动产改进工作，建立纸伞规格，质量检查机构，促进纸伞提高质量、恢复声誉，打开销路。1951年，制伞产量增至280万把，比上年翻了二番多。至1954年，又建立了温州纸伞专业供销联社，并由土产公司包销，开拓内外销渠道，使纸伞畅销鄂、湘、皖、新、蒙、川等全国18个省，产销量达392万把。1956年，温州纸伞年产量突破500万把，达506.6万把，城区就业人员达5000余人，瑞安、平阳、乐清的制伞企业也蓬勃发展，形成伞业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潮。此时，纸伞与算盘、草席成为最具温州手工业特色的三大特色产品。
1964年，在福州召开的全国伞业质量评比赛上，温州纸伞过五关、斩六将，又获殊荣。当时送评的纸伞，除了外观工艺水平外，还要经过“火”与“水”的严峻考验。一是纸伞的收撑关：每分钟收撑60次，电动收撑计一万次；二是抗水关：每分钟人工降雨量7毫升，经历8小时，纸伞伞面要没有破损；三是抗风关：电动排风鼓猛吹8小时，风力8～10级；四是抗热关，把80只60瓦灯泡通电，直照8小时，照射温度在摄氏36度至40度；五是滚皮关，用一电动滚筒机一次装入6把伞，滚动2800圈。纸和竹糊的油纸伞，在经受如此考验后，很多厂家的纸伞纷纷败下阵来，而平阳雨伞厂的“狮林牌”和温州纸伞厂花伞胜出，分别荣获冠军与殿军（即第三名，亚军为福州雨伞厂），过硬的品质，再次使温州纸伞扬名海内外。
时代在前进，科技在发展。至上世纪50年代后期，钢骨布面晴雨伞已风靡全球，纸伞销售量逐年减少，1958年全市纸伞产量232.9万把，1959年降至170.8万把，自1970年始，温州制伞厂家纷纷实行转产转业，分批转至化工、电子（晶体管）等新兴产业，1985年市区最后一家纸伞厂也转产钢骨尼龙布伞。
取而代之的钢骨布面晴雨伞和三折式伞，实行自动流水线生产。1976年重新组建成立的温州市制伞厂，1979年开始批量生产涤纶伞，1982年开始生产“海螺”牌晴雨伞。1991年，海螺工业集团公司组建成立，公司引进先进水平的制伞设备。如今，该公司年产“海螺牌”晴雨伞已超过3000万把，共有10个系列近200个品种，产品80%左右出口美国、巴西、意大利、法国、日本、香港等20多个国家与地区。目前该公司加盟店遍布北京、上海、广东等省市，并相继在北美、南美、欧洲等国家注册成立子公司，连续三年出口创汇居全国同行前茅。温州制伞业从家庭作坊到集团公司，温州雨伞再次走向辉煌。进入论坛讨论(温州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