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见到一项中央政策，像“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这样，受到地方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如此万众一心的热烈响应。原先的“严格控制基建规模”，转变成一个个建设项目立项、开工。一场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海啸，让中国的经济政策作出适时调整。危机似乎很自然地转化为了机遇，而加大政府的支出，被许多人看成是“扩大内需”的诀窍。以政府投资直接参与经济活动、辅之以行政命令保驾护航，这就是地方政府最擅长的“发展”的经济办法。强大的路径依赖以及附着在这一模式之上的巨大利益，决定了这一方法百试不爽。中国目前的地方政府普遍带有强烈的“公司化”倾向，以往人们广为争议的所谓“经营城市”的理念，正是这种地方政府公司化的生动写照。对一家公司的经理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董事会鼓励他们加大投资和扩张(说到底也就是多花钱)更称心满意的事情？一些因不符合规定而受限的项目，很可能假借“扩大内需”之名被放行，这不免让人忧心。

　　搞经济毕竟不能用政治运动的方式，违背了自然规律的“大干快上”不仅不会取得任何真效，还会贻害无穷。在这方面，改革开放之前我们是吃过许多大亏的。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城市化和人口转移等，都需要相当长时间的自然演进过程，合理的政策可以因势利导地助推这一过程，并减少经济转型过程对社会带来的副作用，但不能一蹴而就地跳过必须经历的任何环节。就拿中国未来具有广阔前景的城市化来说，一个地方政府可以调动许多经济和政治资源圈农民的地、拆农民的房，建许多开发区，并把农民户口转变成城镇户口，但该地区目前的经济基础、社会发展水平却注定承载不了如此剧烈的“转移”。也就是说，城市不可能有那么多的非农就业岗位，容纳那些变成了“市民”的农民。即便有岗位，也不是那些缺乏技能的“新市民”所能胜任的，他们最终会成为在物质和精神上与城市格格不入的“边缘群体”。因而，用政治运动的方式人为“提速”城市化进程，极有可能为将来埋下严重社会问题的种子。

　　宏观经济学理论中历来有所谓“反周期的国家干预”政策，在经济限于衰退危机之时通过政府投资来拉动社会需求，是凯恩斯主义已被历史经验证明为有效的药方。不过，与20世纪30年代的英美相比，中国有一个显著的不同之处，那就是：我们是一个正处于转型期的发展中经济体。凯恩斯所面对的英国和美国，是一个基本没有国有企业的社会，它的政府行为也受到了社会强有力的约束和监督。今天的中国在实行扩张性的经济政策时，必须谨慎地兼顾到自己的“转型”身份。现在社会民众最强烈的呼声，可以用一句“4万亿要花在刀刃上”来概括，对现阶段的中国来说，所谓“钱花在刀刃上”，就是政府扩大的支出不仅要解“保增长、保就业”的燃眉之急，还要为将来的经济发展真正夯实后劲，更要对我们社会的整体转型扫除障碍，铺平道路。

　　如果以此标准来判断并依据重要性来排序，中国政府现在最应该把钱花在以下几个领域：首先，建立覆盖全国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其中当下尤其要着力加快完成的是涵盖农民工的失业救济机制；其次，建设一个基本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国民教育体系，其中应以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全民职业技术教育为重点；第三，制定有效的激励制度鼓励民间创业，对于那些能够吸纳大量劳动力的产业，政府不仅应当放松管制、降低门槛、加大服务，必要时还应直接予以财政补贴；最后才轮到政府直接投资的建设项目。即便如此，它们也应当以生态环境和交通、电力、城乡公用事业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先，严格限制政府直接投资新的或扩建已有的经营性项目。总之，本轮政府扩张性财政支出的结果，不能是新增大量竞争性的国有企业。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它们一定会利用与政府的特殊关系而挤压民间的经济活动空间，从而不仅抵消了财政拉动的应有效果。

　　需要指出的是，上面列举的这些“治本”之策都是费时费力、见效缓慢的，远不如一个个大干快上的“项目”来得立竿见影。而且这些能够给老百姓带来看得见摸得着好处的“社会建设”，并不能给官员们带来立竿见影的政绩。经历了3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眼下正在走过一段极为关键的瓶颈期，一切就看我们的勇气、智慧、胸怀和机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