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温州商人(简称“温商”)率先兴起，并迅速形成为一个商群，是浙商的先发代表，创造了著名的区别于“苏南模式”的“温州模式”。

　　温商是一大批能工巧匠和贸易能手，他们通过血缘、姻缘、亲缘和地缘等聚合在一起，形成“家庭工业+专业市场+营销大军网络”的“温州模式”。所以，“温州模式”也可以称为“能人+缘约”模式。“能人+缘约”的“温州模式”，也是一种创业创新模式，即“少数人领先创新和多数人跟从模仿”的创业创新模式。如桥头市场就是发端于：叶尧林、叶尧青兄弟俩从黄岩县路桥纽扣工厂买来一批纽扣，在桥头镇试卖，不到一天时间价值400元的纽扣就销售一空，这个消息一传出，大家都跟着做起纽扣生意，很快形成100多个纽扣摊位。正是这种“能人+缘约”的“温州模式”，创造了许多全国第一，创造了温州和温州人奇迹。

　　但正是创造了温州和温州人奇迹的“能人+缘约”的温州模式，造成了温州和温州人经济继续发展的障碍。这障碍主要在于“缘约”。“缘约”是矛盾的，既是自然或天然约定，又是需要用情和经营的，主要是一种情感纽带和特殊关系。“缘约”区分亲疏远近，自己人与外人、温州人与非温州人的界限鲜明，因此对外是封闭和排斥的，尤其是对温州和温州人以外的文化和人才的排斥，所以全国和世界各地的“温州村”往往脱离当地社会。同时，对内也往往是搞“小关系”、“小团体”和“小地方”，难以普遍地开展真正的合作。不少温商的股份合作制甚至是股份制企业，也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缘约，而不是真正的契约。同样，温州商会也往往是一种缘约组织，是由缘约构成的“圈子”。温商极重视在“圈子”里的地位，当选会长既说明自己被“圈子”内的人认可和肯定，也能获得“圈子”外的人的尊重和抬举，可以方便地联络当地官员，建立特殊的私人关系，获得更多的信任，容易得到社会资源如土地和银行贷款等。正因为如此，“缘约”往往排斥理性原则和公平标准，不利于社会化和现代化。

　　温商要加强创业创新以实现持续发展，就必须突破“缘约”的束缚和超越“缘约”的限制。这关键是实行开放，尤其是心理和文化的开放，实现个人、组织和地区的社会化，广泛和充分地与外部社会和人士交流、沟通、融合，以理性的原则和公平的标准开发和利用社会资源尤其是人才资源，以合作或联合的方式加强创业和创新。

　　事实上，温州本地也有不少人以这种模式进行创业和创新，他们大多思想开放，眼界开阔，心胸广阔。在其他温商面临宏观调控和经济紧缩而处境艰难和业务下降时，他们的团队士气很高，业务蒸蒸日上，市场前景看好。温州以外这类温商更多，如在北京经商和办企业的乐清人杨乐钧，超越功利，有气度和胸怀，善于学习和合作。杨乐钧与香港的一家基金公司合作，尽管对方只占30%多的股份，但把董事长的位置让给对方。同时，聘请在北大的EMBA同学担任公司总经理，并给予股份。在别人眼里，杨乐钧既是温州人又不是温州人。杨乐钧与他的合作伙伴包括温州人和非温州人，一起进军前景广阔和前途无限的风力发电等新兴行业。正是这些新型温商，使创业创新的“温州模式”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主要变成“现代企业+产业链+营销终端网络”，即“能人+缘约+契约+联合”的模式。

　　(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