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人才交流中心拒绝接收落户，“一定要有劳动合同才行。”

　　而用人单位表示，仅仅签订就业协议，而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从法律意义上还不是单位的职工。

　　莫平利提出：“我们可以自己出钱交纳职工医疗保险金。”希望用人单位能给予通融，签订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人事处接待的女职员很无奈地表示，虽然她本人很同情周建明，也想帮这个忙，但这属于违规操作，“我们这样的外资企业，一切手续都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很难向老外解释，一个明明不在单位上班的人，为什么要跟他签署劳动合同。”

　　“本来18日，建明也该去他的单位报到了。”莫平利轻声惋惜，“他比我优秀，找的单位很好。”

　　其实，周建明在签就业协议前，还参加了浙江大学研究生入学考试，获得298分的好成绩，被四川农业大学等学校录取。但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周建明决定先就业。然而命运却捉弄人。离校后，周建明回到衢州老家不久，就发病了，诊断结果是急性非淋巴细胞性白血病。

　　政策在完善社会援助传递希望

　　周建明的病很重很特殊，但类似情况却不少。曾经为周建明的情况奔波的周丽娟老师，多年来一直在学生处负责与保险公司接洽学生医疗保险工作，她告诉记者，无论公费医疗和商业医疗保险，保期都限制在在校期间，像周建明这样刚办了毕业离校手续，还没去单位上班，办理“三金三险”，这个时间段确实是个空档期，如果这个时间段发生重大疾病，医疗保障确实是个问题。哪怕毕业生自己要在这段时间内，通过商业医疗大病保险来解决，也会碰到保险的期限障碍。

　　据她这么多年做学生保险工作的经验来看，这么短的周期，目前还没有这样的险种。而刚毕业的大学生也容易疏忽在人才市场给自己办理社会保险，要让他们去投保一些商业保险也不实际。所以，这些不但需要从医疗保障制度上来改善离校毕业生的保障政策，同时，商业保险市场也需要更加灵活的险种，为每年几百万的高校毕业生服务。

　　对此，保险公司的业内人士也表示，这是一个新的问题，可能也是一个新的市场，需要一种负责大学生毕业后、就业前空档期的新险种。

　　据了解，2009年开始，宁波将在校学生纳入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和外地户籍学生也可以参保。在校学生，每年每人只需缴纳50元。不管在校还是毕业，只要户口在城镇，他们都将能够享受医疗保障的庇护。

　　不过，目前，对于周建明来说，社会救济或许仍然是唯一的出路。周建明患病的消息已经传到了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和老家龙游，在校老师还是迅速地凑了9000多元，派人送到浙医一院。周建明的同学也闻讯赶回学校，为他捐款，还借助网络发出求助帖，设立爱心帐户，筹集资金。一位宁波市民得知此事后，一次就汇去了1万元。一周内，各方捐款就高达6万多元。浙医一院通过中华骨髓移植库，很快替他找到了匹配骨髓。从这点来说，周建明还是幸运的。

　　要帮助的，或许不仅仅是周建明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众多医疗保障制度的簇拥下，面对高昂医药费，龙游青年周建明还是“赤手空拳”。

　　如果周建明还是一个农民，可以参加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但是周建明是个大学生；如果是在校大学生，学校的大病医疗保险也能够撑起一把保护伞；如果周建明已经签订劳动合同，就有了职工医疗保险，这些都可以挽救他的生命。但是，现在周建明与这三条出路一条都搭不上边。在整体走势日益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面前，周建明一次次成为幸运者对面的不幸者。

　　正因为这样，一群普通人为了周建明开始四处奔走，除了筹集社会捐款，他们更试图在“大病家庭”纷纷运用非正常途径自救的浪潮中，为周建明找到一条正常途径的拯救之路。

　　周建明的故事，看上去是非典型案例，然而，在现有医疗制度日益健全的今天，一个急需救命的人竟然在体制内找不到一条求生的通道，还是让人心生感叹。

　　其实仔细了解就可以发现，要帮助的不仅仅是周建明。与他相似的一大批尚未就业的大学毕业生同样在毕业后就业前这一段时间，治病费用没有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助其一臂之力。联系到当前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的社会大背景，就可以更加明白周建明的困境需要政府和社会予以高度关注，并且由此及彼地抓紧制订一项惠及这样一大批人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