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4点多，初夏的杭州尚有一丝凉意。在宝石山下一幢三层老楼里，二楼一个窗口准时亮起了灯光，一个瘦削老人开始伏案阅读或埋头写作。

　　没有惊天动地的英勇壮举和荡气回肠的豪言壮语，只有日复一日的辛勤耕耘和无怨无悔的默默奉献。他的人生历尽坎坷，却丝毫没有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对党的无比热爱；他的人生因理论遭灾受难，而对理论学习、研究、宣传的眷恋和执著始终不变。

　　他就是把毕生精力都献给党的理论事业的人——雷云。

雷云在精读理论书籍。 本报记者 邵全海 摄(资料照片)

　　60载历经坎坷矢志不渝

　　用“面容清癯、身体瘦弱”来形容76岁的雷云老先生很是贴切，16年前因癌症做了胃全切手术，导致他身体日渐消瘦，可是他清澈透亮的眼睛告诉我，老人的内心依然昂扬。

　　曾任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委讲师团团长、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兼主席的雷云，从接触马克思主义到从事党的理论工作，算起来将近60年，按照雷老自己的话：这是和马克思主义结缘的60年。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雷云在浙江省慈溪县初级中学读三年级，看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一书，从此对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52年，他被保送到华东师范大学学习。在选择专业时，他毫不犹豫地进了政教专修科。

　　“回头去看，这部用大众化语言精辟叙述哲学原理、生动讲解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感召力和影响力何其巨大！对我来说，正是这部书，使我开始接触并且很快迷恋上马克思主义，决定了我的人生目标和所走的道路。”雷云说。

　　1954年华东师大毕业后，雷云被分配到苏州工农速成中学当政治教师。他一边搞好教学，一边起早贪黑啃原著，着手理论研究，不久就在新华日报等省级报刊陆续发表了几篇理论文章。1958年他出版了第一本论著《因果论》。

　　雷云微笑着回忆：“那时候我确立的奋斗目标是要当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现在想来当时年轻幼稚，有点狂，不知天高地厚。”

　　一本好书确立了雷云的人生走向和目标，而一张报纸却彻底改变了他的前途和命运。那是1957年6月，浙江日报上一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文章引起他的注意。由于不同意作者的某些观点，雷云遂写了一篇商榷文章《关于矛盾性质的若干问题》寄给浙江日报，并很快被刊出。

　　随后1958年夏季的反右补课开始了，他这篇商榷文章成了传播修正主义和反党的主要罪证。刚调到浙江省委宣传部从事理论工作的雷云被补划为右派，开除党籍，降5级工资，下放到绍兴农村劳动改造。

　　和这些遭遇相比，令雷云更痛苦的是，背负右派的身份，他再也没有资格学习和研究马列理论。“我强忍悲痛，流着泪，不得不以每斤8分钱的价格，卖掉了我所有钟爱的理论书籍，被迫与理论隔绝。”

　　农村3年的劳动改造使雷云脱胎换骨，他学会了几乎所有农活。当年雷云劳动所在地绍兴县柯岩街道红旗村原党支部书记宋寿春谈到雷云还赞不绝口：“就说插秧吧，他插得又快又直，有的老农也比不上。他从无怨言，群众对他的反映也很好。”1959年，他因“改造好”而得以第一批摘帽。

　　1961年8月浙江省政治学校成立，雷云被分配到该校教研室当资料员。因为割舍不了的理论情结，他又“重操旧业”开始写作，一篇学习恩格斯费尔巴哈论的文章，首先在上海解放日报发表。次年他被分配到台州地委党校资料室当资料员。面对满室的理论书籍，在竭力做好资料工作的同时，他如饥似渴地发愤学习。

　　就是从那时开始，他养成每天清晨四点多起床读书、学习、写作的习惯。那段时光，雷云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从而打下了扎实的理论根基。

　　1963年10月31日，人民日报以半个版的篇幅发表了他的《什么是无政府主义》一文，并且署了真名。雷云事后才知道，人民日报为刊登此文，曾向校党委发信了解作者身份，党委据实以告：曾被划为右派，已第一批摘帽，现在表现良好。

　　从此雷云深受鼓舞，一发而不可收，他的文章频频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等报刊上亮相。从1963年夏到1964年下半年参加四清运动时的1年多时间里，他共发了22篇文章。

　　雷云感慨道：“那是一个严格讲究人们政治身份的年代，但是很多大报并不认为我身轻言微，坚持以质取文，连连将我的文章发诸报端，可见那时的风气多么好啊！”

　　1966年“文革”开始，雷云被划入“牛鬼蛇神”，后来他议论庐山会议的言论被人揭发，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宣布对他实行群众专政，遭受没完没了的批斗。即便在如此艰难的日子里，他一边接受艰苦的“改造”，一边仍继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

　　台州地委党校原校长林青见证了雷云这段艰难岁月，他说：“我不禁想起了太史公说过的一席话：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难能可贵的是，从被错划右派起，雷云虽然蒙受了20年的冤屈，但对党始终没有一句怨言，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没有一丝一毫的动摇。究竟是什么支撑着他？

　　在学界比较熟悉雷云的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原会长、中央党校科社部原主任赵曜说：“他过去所走过的道路很坎坷，一直是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支撑着他。这一点从他的文章、发言以及经历和表现看非常明显。”

　　理论创新与时俱进、敢为人先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1979年，雷云平反后被调回浙江省委宣传部，终于迎来了事业的春天。1982年年近半百的他被提拔为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副处长，1985年任理论处处长，1989年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主管理论工作，1990年兼任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并任党组书记，1992年又兼任省委讲师团团长。

　　身份的改变，角色的转换，向雷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深深意识到，写文章再也不是个人的事情了。作为党委宣传部门的一名领导干部，准确地研究、宣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对干部、党员进行正确的引导，乃是职责所在，作任何报告、写任何文章都要经得起实践和时间的检验，同时这也带来了他理论学习、研究主攻方向的变化和学风的转变。

　　雷云说：“我发现，科学社会主义与现实最为贴近，最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也与我的本职工作关系最为紧密。”

　　上世纪80年代后，雷云的主攻方向从哲学转向科学社会主义，集中精力学习钻研邓小平理论，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重要文献。这一转变使雷云的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他开始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上。他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每一项研究、每一篇文章都力求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现实性。

　　1989年，浙江一农民企业家在上海收购了6家国营商店，一时轰动全国，也引发了一场姓社姓资的激烈争论。雷云旗帜鲜明地为这位农民企业家辩解，称他是“红色资本家”。作为当时浙江省理论工作的最高领导，这样的表态需要很大的勇气，要冒不少风险。

　　浙江省委原书记李泽民表示，浙江改革发展30年，广大党员干部在实践当中，有一系列重大的、在全国开了先河的举措，如以市场取向的改革比较早，所有制改革的完善，温州模式，体制创新，走出了一条符合国情、具有中国特色又符合浙江的路子，应该说雷云等同志从事的理论宣传、理论研究功不可没。

　　李泽民回忆道：“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发表以后，他立即进行了学习，并向省委建议要着重学习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中的若干重要理论观点，这对省委完整准确地理解南方谈话的精神实质有很大的帮助，对省委组织全省党员干部学习南方谈话，进一步解放思想，推进浙江改革开放，加快浙江经济社会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雷云以敢为人先的胆识和理论勇气，站在理论研究的最前沿，在重大问题的思考和研究中，不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而且敢于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例如，2002年上半年提出党的思想路线可以表述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2008年初提出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是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前提，只有树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才能树立科学的社会主义观等。

　　“他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能完整理解，融会贯通，从没有出现忽‘左’忽右的摇摆。”熟悉雷云同志的《求是》杂志社一位领导认为，“他的理论文章观点比较准确，突出了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浙江大学政府管理系主任郁建兴教授对此感受很深：“别人‘左’的时候他不‘左’，别人右的时候他不右。凭什么？他有很强的理论自信、思想自信。”

　　在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有着宽松和谐的良好环境，雷云要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伴随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他在理论上不断进取，硕果累累，自上世纪80年代初至退休前，出了近300万字的成果，3次(第一、二、七届)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优秀理论文章奖。在浙江省社科理论研究成果评奖活动中，16次获一等奖、2次获特等奖。 (新华社杭州6月3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