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他们一家7口挤在一条渔船上，在水上过着漂泊不定、食不果腹的日子。现在，5个子女都已在陆地安家，有的靠养殖致富，有的开起了休闲农庄，还有的办起了企业。解放60年来的巨变，对于丁栅镇渔民村的沈雨林一家来说那就等于鲤鱼跳过龙门了。

现年78岁的沈雨林祖辈都以打鱼为生，过着四海为家的漂泊生活，到他父亲这一代时才算在嘉善一带安定下来。沈雨林说，童年时生活的辛酸简直无法回忆，他和父母及3个哥哥姐姐吃喝拉撒全部在一条木船上，晚上就在狭小的船舱里摊上条破棉絮缩在一起睡觉。船漏水了，没钱修理，只好从旧棉袄上扯块棉花堵上。渔家人没有田地房屋，只能靠打鱼卖鱼换粮食蔬菜。到了冬季，水面上结了厚厚的冰，没办法捕鱼，于是童年时的沈雨林四兄妹只好外出讨饭。那时候经常下雪，兄妹四人踩着齐膝的积雪四出讨饭充饥，成了沈雨林记忆中最深的苦难。

解放后，由于不用再害怕战乱，渔民们开始结伴到上海青浦一带打鱼，生活才开始有所改善。“那时基本上是十多条船一起去，晚上休息时就用绳子固定在一起，代表我们是‘一帮’的。”沈雨林说，原先在本地一天只能捕五六斤鱼，但捕鱼区域扩大后，一天可以捕二三十斤。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19岁的沈雨林结婚了，妻子也是一名渔家女。沈雨林清楚地记得，结婚当天他只有一套单薄的新衣服，于是借了一件大衣当作新郎服。那时，几个哥哥姐姐都已成家，沈雨林与妻子在一大一小两条船上安了家。大船用来居家生活，小船用来撒网捕鱼。新政府成立后，对四处漂泊的渔民给予了关注。1953年时，全县各地开始成立渔业队。沈雨林回忆说，当时渔民们都很兴奋，觉得找到了归属。那时渔业队里有专门的会计，每户渔民每月上缴2毛钱会费，每个月还会聚在一起开会，讨论怎么提高产量，商量去哪里打鱼。虽然白天渔民们仍然各自打鱼，但到了晚上没有去外地的渔船都会集聚在一个地方，也算是稍稍安定了。当时大家都在比产量，表现积极的沈雨林在1958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当时的公社又建起了1000亩鱼塘，成立了水产场，渔民们一边捕鱼，一边养鱼。从1962年起，沈雨林开始担任水产场党支部书记。据他回忆，大约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政府出台了让渔民定居下来的相关政策。沈雨林家分配到了28平方米的宅基地，并分到了一些木料、砖头，于是他们在陆地上安了家。这时的沈雨林与妻子已有5个子女，一家7口在28平方米的屋子里居住，虽然拥挤，但还是比船上舒适多了，至少不用担心风吹雨打了。由于家里人口多，靠打鱼的收入只能勉强足够一家人的温饱，所以沈雨林的5个子女都没读多少书，只有2个儿子上了初中，其他3个小学都没读完，就早早地学手艺或帮畜牧场养猪。

1982年，随着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开始，原先水产场的鱼塘也开始分配给渔民。当时，沈雨林家分到了16亩鱼塘，并开始了养殖业。生活逐渐宽裕的渔民进行房屋改造，1985年沈雨林家的4个儿子每人造起了1楼1底的楼房。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渔民们逐渐放下了自己的本行，致富路越走越宽。现在沈雨林的5个子女中只有老大仍保留着一点渔民特色，侍弄着10亩鱼鳖混养的水塘。老二则早已弃渔从商了，他先是开办了一家水上加油站，后来又投资上千万元办起了集餐饮、住宿、娱乐于一体的农家乐休闲园。其他三个兄弟姐妹则合伙开办了一家水泥管桩厂，生意很红火。

沈雨林于1989年在渔民村党支部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后，先是帮子女们的水泥管桩厂做点管理工作。10年前孩子们坚决要求老父亲彻底退休，于是他便休养在家。近年来，沈雨林的身体一直不好，因为肺炎等疾病已花了10多万元医疗费。他感慨地说，如果在解放前生这样的病是没钱治疗的，也不可能活到现在了。当年他的子女们成家时，由于渔民的生活还相对贫困，所以不管是城里人还是农民，都不太愿意与渔民通婚，他的4个儿子娶的都是渔家女。而现在沈雨林家已是四代同堂，他的好几个孙辈都与城里人结了婚，渔民的色彩正从这个家里淡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