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07月01日讯 这是一本宽不过10厘米，长不过15厘米的手抄本，每个文字甚至不到2毫米见方。它的纸张已经发黄，墨迹已经有些晕开，却少有残破。这本材料，目前珍藏在杭州市档案馆。当我阅读它A4纸大的扩印件时，仍需瞪大眼睛辨认上面的字迹：

　　“浙保6团2营5连，(驻地)钱江大桥，负责人李某某，兵120轻机2步70卡宾3弹100系38年1月10日接防。

　　“娄某某，民报社长为军统戴笠之主要爪牙民报平日最公开反共军统也。

　　“周喦(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传略……兴趣：喜种花养牲畜生活简朴维家庭依其为摇钱树似乎龌龊是所最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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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原件，是要用放大镜才能看得清的。”60年后，当时这份手抄本的抄写者这样向我描述它。

　　老人已80高龄，目光仍然炯炯有神，我可以想象，这双眼睛年轻的时候，是如何在这一张张小纸片上，雕琢下这本名为《杭州概况》的小册子。

　　又一次回忆起这些往事时，老人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工作，是所有的同志一起工作的成果。”

　　老人叫张永，60年前，他还是一个20岁的小伙子，却已经是有两年多地下工作经验的中共党员了。

　　●亲历者说

　　西湖边的

　　一次“巧遇”

　　1947年的夏天，一个30岁的男人，跨进了杭州老太平洋影院旁的大中华文具店。19岁的练习生张永注意到了他。

　　这时候的张永，入党不到半年。1945年，他和7个同学办起一张名为《警钟》的壁报，引起了学校两位教师的注意。

　　这两位老师，一位叫夏汝南，一位叫余巾英，都是中共地下党员。1947年2月26日，在余巾英老师的介绍下，在一个隐秘的场合，张永举起右拳，庄重地宣誓。

　　这时，这个走进店里的男人，把张永叫到了店外：“我叫李翔秋。”他是张永的新上级和联络人。除此之外，张永没有多问，这是地下工作的“规矩”。新中国成立后，张永才知道，李翔秋就是柯里，是当时中共上海局杭州特派员。

　　从那以后，“每次，我从一公园、六公园向昭庆寺(今少年宫)方向走，柯里从断桥、六公园向一公园方向走。然后，我们会在湖边的某个地点‘巧遇’。每次相遇的地点都不固定。”张老回忆说。

　　两人在西湖边某一张石凳上坐定后，张永就向柯里汇报情况，柯里向张永传达党组织的消息或者布置任务。

　　1948年的8月，柯里来到古荡张永的外婆家找张永：“我能不能住到你家来开展工作？”

　　古荡乡村里的机要室

　　1948年秋，柯里以“李翔秋”的名义，带着夫人和孩子，住进了古荡俞家圩张永的外婆家。

　　村子很小，只有20多户人家，几乎家家沾亲。张永对邻居们这样解释这个陌生人的到来：“这位先生是我中学老师，现在往来杭州临安贩点柴炭，住到乡下来，省些房租钱。

　　1948年11月，柯里把张永叫到自己的房间里，告诉张永：“上级党组织要求我们，组织杭州社会情况的调查，收集有关资料，为杭州解放作好准备。”

　　当时杭州地下党组织主要负责人柯里和方晓，在后来的回忆中说：“1948年10月，在杭州的中共地下党布置了对杭州的政治经济社会情况的调查工作，杭州市工委将收集到的资料，指定专人及时上报。”

　　柯里拿出一沓手抄材料，交到张永手上：“请你把它们编写后誊抄两份，一份留底，一份我带走。”

　　张永扫了一眼材料，手里不觉沉重了许多。那上面的内容非常细致，显然是那些从未谋面的同志们，冒着危险收集的。

　　50年后，柯里在给张永的信里才说起：“当时是哪些同志交来的，已记不清楚了。可能有的是在那个单位工作的同志整理的，如浙赣铁路局的金家坚、东南日报馆的谢岳或周冷，有的是负责联系那个系统的同志收集的，如学校系统的方琼、许良英，也有些是从报刊上摘录的。这些资料经你汇总整理后交给(中共上海局)外县工委。”

　　从这天起，张永闭门不出，用绘图笔，将材料抄到十多厘米见方的打字机用拷贝薄纸上。“那时候年轻，字可以写得很小，还很清楚。”张老说。

　　柯里交待，原稿抄完都立即焚毁，不能留存。张永留底一份，用油纸包好，藏在书房窗檐下方的瓦片中间。“从那以后，我每天睡觉都穿着衬衣和毛衣，棉衣就盖在身上，半夜邻居的狗一叫，我马上就醒。”

　　●档案解密

　　《杭州概况——解放前夕杭州社会情况调查》

　　1948年秋……柯里、张永等一批中共杭州地下党员，根据中共上海局外县工委的要求，收集了国民党浙江省和杭州市党政军机关、社会团体的有关内部资料，调查和分析了当时杭州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种有关情况，整理出一份反映解放前夕杭州基本面貌的调查材料——《杭州概况》，连同地形图上报中共上海局并转往华东局，为解放杭州和解放军顺利接管杭州提供了较为详尽的重要资料，为南下干部迅速开展工作、管理杭州创造了有利条件。